法治号
解码交通事故赔偿纠纷案系列报道⑧
《法治周末》记者 刘希平
“只有在工作人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侵权时，用人单位才享有向该工作人员追偿的权利……”
5月12日，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一纸终审判决，为一起持续数年的“外卖骑手事故追偿案”画上句号。
芦某是江苏省淮安市启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某公司）的员工，其工作内容为某平台从事订单配送。芦某在一次外卖配送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后，启某公司在承担137万余元交通事故赔偿后，向法院提起诉讼，向骑手芦某追偿27万余元，但这一诉求并没得到法院的支持。
这起案件也揭开了用人单位追偿权行使的法律迷雾：当员工在履职中因交通事故担责，单位能否仅凭交警部门的“主要责任”认定，就主张其存在“重大过失”并启动追偿？
《法治周末》记者注意到，这起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法院强调了“经营风险合理分担”“过错程度严格界定”等裁判理念，也划出了企业追偿权的司法边界。
送餐途中出意外：从交通事故到百万赔偿
2020年11月17日22时46分，时年19岁的芦某正骑着电动自行车为某电商平台配送订单。当行驶至上海市宝山区某路段时，他在超越前方同方向骑行的张某所驾电动自行车时，两车发生擦碰，致张某倒地受伤、车辆损坏。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芦某负事故主要责任，张某负次要责任。
此次事故引发连锁诉讼。2023年，张某将启某公司、芦某及运营某电商平台的上海某公司起诉至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2024年6月11日，宝山区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启某公司作为芦某的用人单位，应对张某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判决其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1356558.13元，扣除已垫付的40万元，还需支付956558.13元。启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24年10月17日，上海二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启某公司分两次共计赔偿张某90万元。此时，启某公司将目光转向了已离职的配送员芦某，试图通过法律途径追偿部分损失。
法庭上的博弈：企业追偿遇上法律边界
因芦某系河南省永城市人，按照原告就被告的原则，2024年11月，启某公司向永城市法院提起诉讼，该公司依据双方承揽协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认为芦某在这起交通事故中存在重大过失，要求其承担总赔偿金额20%的责任即27万余元。
法庭上，启某公司代理律师认为，芦某在工作中撞倒第三者，交警部门认定其负主要责任，且事后通过离职、不接电话逃避责任，导致公司无法及时保险理赔。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向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员工追偿于法有据。
而芦某当庭答辩时称，他是启某公司员工，事故发生在执行工作任务过程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永城市法院审理后认为，此案核心在于芦某是否构成重大过失。法院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等同于重大过失认定。交警划分责任时考量行为作用与过错程度，而民法上的重大过失需判断是否严重违反注意义务。”
法院同时指出，启某公司作为劳动成果享有者，应承担必要经营风险。芦某从事的配送工作本身具有风险性，仅凭事故主要责任认定，无法直接推定其存在重大过失。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启某公司未能提供芦某违反操作规程、存在明显过错等额外证据，需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2024年12月，永城法院一审驳回启某公司诉求。
此案一审判决之后，启某公司不服，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5月12日，商丘中院经审理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明确用人单位追偿权仅限于员工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虽然芦某在事故中负主要责任，但配送职业的固有风险决定了不能简单以事故责任划分替代法律上的过错认定。商丘中院最终维持原判，认定启某公司不享有追偿权。
司法实践的温度：从个案看企业与员工的责任平衡
记者搜索发现，这起案件并非孤例。在河南孟州，曾发生过一起类似的纠纷。
原告钱某彬与被告吴某成之间存在雇佣关系，钱某彬是吴某成的雇主。2017年2月18日，吴某成驾驶钱某彬实际所有的挂靠在河南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的车辆，在湖北省某市进行过磅操作时，因刘某的车辆妨碍通行，被告吴某成强行挪车，擅自驾驶刘某的车辆，导致正在车底修车的司机刘某被碾压致死。事故发生后，钱某彬和吴某成分别向死者刘某家属支付了一定数额的赔偿金。随后，钱某彬基于其已支付的赔偿金额，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吴某成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河南省孟州市人民法院在审理后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若雇员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则雇主在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雇员追偿。在该案中，被告吴某成在驾驶车辆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导致事故发生。因此，原告钱某彬在承担赔偿责任后，确实有权向被告吴某成追偿。
经法院查明，案件所涉事故发生后，原告钱某彬因死者刘某事故共支出15万余元；被告吴某成因死者刘某事故共支出近10万元，原告钱某彬因事故支出一定金额，而被告吴某成也已支付了相当比例的赔偿金。从双方已支付的数额来看，被告吴某成所承担的赔偿数额已达到合理比例范围。因此，法院认为原告钱某彬再向被告吴某成追偿其已支付的部分款项，并无充分法律依据。同时，对于原告钱某彬主张的诉讼费和执行费，因该费用不属于追偿范围，故法院不予支持。
“在雇佣关系中，追偿权的行使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长沙市一位长期参与此类案件审理的法官向记者解释，“不能简单地将企业的经营风险转嫁到员工身上，尤其是外卖骑手、物流司机等从事高风险职业的劳动者，他们的工作环境本身就伴随着不可完全避免的意外风险。”
■ 评案
段海强
《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
北京大成（洛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在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追偿权的行使需在法律框架内实现风险合理分配。这起跨地域的外卖骑手事故追偿案，以法院驳回企业追偿诉求告终，揭示了司法实践对“重大过失认定”与“职业风险分担”的深层考量。
外卖配送、物流运输等行业具有“高风险、低议价”特性，劳动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企业作为劳动成果的主要受益者，应承担与其收益匹配的经营风险。本案中，启某公司以承揽协议主张追偿，但法院未认可这一形式约定，强调需实质审查劳动关系中的风险分配公平性。
对比河南孟州雇佣追偿案可见裁判差异：前者雇员“强行挪车致人死亡”明显超出职业合理风险，构成重大过失；而芦某的操作失误属于配送常规风险，二者过错程度不同。司法机关对高风险职业的劳动者采取了更宽松的注意义务标准，避免企业借追偿转嫁经营风险。
本案裁判凸显“倾斜保护劳动者”的立法精神。法律禁止企业通过格式条款或简单责任划分免除自身风险责任，要求追偿权行使必须符合“经营风险合理分担”原则。
从个案来看，本案是对企业追偿权的一次法律校准；从宏观视角，它为平台经济下的劳动关系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司法机关通过严格区分事故责任与重大过失、考量行业特性、坚守实质正义，既保障了企业的合法权益，又为劳动者撑起了风险防护伞。这一判决提醒企业：追偿权的行使必须以法律为准绳，任何突破公平底线的行为都将难以得到支持。同时，也为构建“企业主责、司法保障”的劳动关系风险共治格局提供了实践样本。
编辑：刘舒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