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文 | 刘金洲 杨萌
随着现代社会离婚率的上升，离婚诉讼中关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愈发凸显。法院在审判中对抚养权问题的处理提出了新的思路，即坚持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因此，在离婚诉讼中，未成年子女利益是法官审理案件考虑的第一要务。
近年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逐渐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法律框架的核心，强调了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基本原则。同时，《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明确提出儿童优先原则，为推动儿童权益保障提供了政策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在家事审判改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各部门协作，推动涉及未成年人的离婚案件、抚养纠纷、探望权纠纷、监护权纠纷以及同居关系纠纷的有效解决。
目前，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家事诉讼中逐步完善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体系，确保在相关法律实践中始终以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为核心。
存在的问题
一是照顾未成年子女的空白期。离婚在法律上分为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但不论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都会有一段时间来让夫妻双方冷静。不管是离婚冷静期，还是离婚诉讼调解先行，其根本目的都在于降低冲动离婚率、维护婚姻稳定和保护子女权益。但是这一段略显尴尬的时期，法律上并没有具体规定如何对未成年子女进行保护，也没有相关条款规定该期间父母对孩子应当如何照顾，导致这一尴尬时期成为照顾孩子的空白期，影响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造成未成年子女利益无法得到最大化。
二是对未成年子女意愿考虑不周全。在我国民法典的框架下，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权问题在离婚诉讼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涉及两周岁以下的子女抚养权时，法院通常倾向于判给母亲，因其需要母亲更多的关爱与照顾。对于已满八周岁的子女，法院则更加重视子女的真实意愿，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从而尊重他们的选择。这些孩子的逻辑能力尚在发展，他们对外界事物和情感表达已经有一定的理解和实践能力，但法官也需要谨慎评估这些意见是否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确保最终的决定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子女的权益。
三是探视权执行过程中的困境。现行法律对于探视权的具体执行细节，如探视的具体方式、时间安排、地点选择等，往往缺乏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导致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缺乏清晰的操作指南，执行难度大大增加。这不仅严重影响了非直接抚养方与子女之间的情感交流和亲子关系的维护，还可能对未成年子女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四是抚养费执行的滞后性。即便抚养费的判决已经正式生效，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仍然可能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挑战。因此，建立一个更加高效和便捷的抚养费执行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这包括简化执行程序、提高执行效率，以及加强对拒不执行抚养费判决行为的惩处力度。
五是心理干预与辅导的缺失。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子女的心理干预和辅导常常被忽略。一方面，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的过程中，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财产分割、抚养权归属等法律问题上，而对未成年子女的心理需求却缺乏足够的关注;另一方面，社会上存在的专业心理干预资源相对有限，并且缺乏与司法系统的有效对接机制。因此，为未成年子女提供及时和专业的心理干预与辅导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有助于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也有助于他们更好地适应家庭结构的变化和生活的挑战，从而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和整体发展。
提出对策
一是充分听取尊重未成年子女的本人意愿。在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的权益和福祉始终是司法实践中的重点关注对象。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处理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的离婚案件时，通常会单独询问子女的想法和意见，以确保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孩子能够真实地表达自身意愿。这种做法旨在避免父母任何一方强加意愿的影响，确保最终的判决能够最大限度地符合未成年人的福祉。然而，法官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的心理状态，避免不当的询问方式对孩子造成额外的心理创伤。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父母的离婚可能给未成年人带来深刻的创伤，尤其是在他们的想法和意见未被充分尊重的情况下。未成年人在面对家庭结构剧变时，往往会感到无所适从，甚至表现出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长期来看，这些心理创伤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学业和整体生活状态。因此，在处理离婚后续问题时，父母和法官需要特别关注子女的生活环境变化和健康情况，确保他们能够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继续成长。在整个过程中，父母不仅要履行照料者的职责，还需要始终扮演好关心者的角色，积极关注子女的心理健康，避免因忽视子女意愿或强加自身意愿而导致更深的创伤。此外，法官在作出判决时，也应结合子女的表现、健康情况以及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期望，作出综合评估。只有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益，帮助他们平稳度过父母离婚带来的变故，为他们创造一个有利于成长的环境。
二是在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指导下考量抚养权。法院应尊重未成年子女作为能够独立表达意愿的独立个体身份，但尊重并不等于无条件遵从，未成年子女无法预见自己作出选择的未来，需要法院根据现实情况，为未成年子女考量抚养权。首先是父母的抚养能力，不仅仅是经济能力，还要考虑其对子女的感情关怀。其次是成长环境尽可能稳定，法官在认定抚养权归属时应当优先考虑对子女尽到主要照顾责任的一方，尽量维持未成年子女现有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另外，未成年子女与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依恋程度，也应当作为评判抚养权归属的考量因素之一。
三是加大探视权的执行力度与增强灵活性相结合。法院应加大对探视权执行案件的监督力度，对于故意设置障碍、限制或拒绝对方探望的行为，应依法予以制裁。同时，可以引入第三方监督机构或专业人员，如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等，协助执行探望权，确保探视活动的顺利进行。
在安排未成年子女的探视权时，应充分考虑其身心健康，灵活调整探望时间以适应子女与父母的时间安排。首先，确定探视权时需倾听子女的意见，如果子女认为探视时间会对其学习、生活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时，应及时调整或中止探视安排。其次，保障子女对父母的探视权，协助探视方的义务不仅在于允许对方对子女进行探望，还应该协助子女对父母的探望，为子女提供必要的协助，比如联系对方、接送子女等，以满足子女与父母交流的愿望。此外，探视权的范围应扩展至与子女关系亲密的家庭成员，如兄弟姐妹和祖父母，这有助于子女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培养尊重和关爱家人的习惯，通过未成年子女与同龄人之间的交流沟通，能促进其社交能力和心理健康的发展。
四是全面普及推行庭后回访制度。常态化推广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庭后回访制度，对于维护未成年子女的权益至关重要。一方面，庭后回访能够对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形成必要的监督压力，促使他们认真履行抚养和探望等法定义务，确保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得到妥善落实，探望权得以顺利行使。此外，回访也是对人民法院判决执行效果的一种检验，有助于评估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协议是否真正符合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在回访过程中，如果发现父母间的协议未得到有效执行，或者协议内容对子女的健康成长产生不利影响，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介入，及时向相关人员明确其权利与义务，确保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护，为未成年子女提供一个更加安全和有利的成长环境。
五是将心理疏导机制引入涉未成年子女案件。未成年子女虽不直接参与父母的离婚诉讼，但判决结果无疑将深刻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学习。在父母离婚后，许多父母选择通过隐瞒和撒谎来回避与子女讨论分居等敏感问题，这种做法往往带来负面的影响和不可预测的后果。因此，无论未成年子女是否直接参与诉讼，引入心理疏导机制显得尤为必要。
在离婚诉讼的庭审过程中，即使法官会进行一定的心理疏导工作，但鉴于法官在心理专业方面的限制，单靠法官进行心理干预是远远不够的。有效的心理疏导应由专业的心理学家或心理咨询师来开展。法院可以与高校心理专业的教授、权威机构的心理咨询师等进行组织协调，共同开展心理疏导工作。根据具体案件的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逐步形成一套固定的、有序的心理疏导工作程序。通过及时提供心理干预和疏导，帮助他们适应和接受父母离婚诉讼带来的变化，最大程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实现未成年子女利益的最大化，将离婚对未成年子女的伤害和影响降至最低。
作者单位：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编辑：白楚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