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本刊记者 白楚玄
从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上人工智能概念的首次提出，到当下深度学习技术的蓬勃兴起，人工智能领域经历了从理论构想到技术实践的数次历史性飞跃。然而，随着技术的快速迭代，技术焦虑也在各领域被频频提及。具体到法律和监管层面，AI在知识产权、数据安全、伦理道德等方面带来的潜在风险日益凸显。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技术治理需要与法律实践紧密结合，既要促进技术创新，又要防范潜在风险。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责任主体，加强技术监管。
政策驱动与技术突破形成共振效应
今年春节期间，DeepSeek-R1大模型火爆出圈，成为史上最快突破3000万日活的App，其海外版更登顶苹果美国应用商店榜首。这仅是AI中国方案国际化的一个注脚——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已有302款生成式AI服务完成网信办备案，2024年新增备案238款。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在AI领域的创新能力正持续迸发。
《中国发展报告2024》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处于全球第一方阵，中国在需求潜力、供给能力和智能基础设施等方面具备独特优势和强大潜能。
井喷式增长背后，是持续多年的制度筑基工程。自2017年“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实施以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国家人工智能产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2024版)》等专项规章持续释放制度红利，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强心剂。
《人工智能治理蓝皮书(2024年)》显示，我国已构建起“1+N”治理体系，以我国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基础，配套出台算法推荐、深度合成、生成式AI等专项规章，形成覆盖研发、训练、应用全链条的规制网络。
“我国依托海量数据、丰富场景和体制优势，在理论创新与制度建设层面已跻身全球前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杨东说，类似现象级产品的成功，既推动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协调融合发展，也带来更多人工智能的法律挑战。
回归到治理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姚佳指出，人工智能治理也存在“科林格里奇困境”，即如何平衡发展和风险防范的问题。当前已出现个人信息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与人工智能数据利用之间的矛盾,“法律需要不断调适优化以破解这些矛盾”。
法治探索破解AI时代新命题
伴随着势头强劲的AI技术发展，法律问题也日益复杂，尤其是在知识产权领域。在AI时代背景下，纠纷的核心议题除“独创性认定”外，还包括所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界定”和机器学习海量数据来源的合法性问题。
2023年，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国内首例‘AI文生图’著作权侵权案”引发广泛关注。此后，广州、江苏、湖北等地区的法院已有多个相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判例。AI生成作品争议在国外也屡见不鲜，如美国多名艺术家集体起诉AI图像生成软件侵权;AI创作艺术品的拍卖会被逾6000人以“侵害人类艺术家利益”为由呼吁取消。
此外，AI大模型的训练和应用涉及大量用户数据，如何确保数据来源和使用合法，已成为企业和监管机构共同面临的难题。
“数据质量优于数量，高质量的数据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西南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学院院长陈亮强调，当大模型训练涉及数亿用户数据时，传统的知情同意机制已显乏力，亟须构建数据全生命周期治理体系。
陈亮认为，未来人工智能立法需要考虑数据碎片化、数据传输过程中数据丢失、数据隐私与数据质量的平衡、数据质量管理的系统化和体系化等事宜。
风险规制构建治理新范式
技术优势的终极转化，在于构建具有范式意义的治理体系。我国司法的创新实践为制度完善提供了样本。
各地法院积极探索适应AI时代的裁判规则。据悉，上海浦东法院在2024年某案中引入“贡献度测试法”，根据人类在提示词设计、结果筛选中的参与程度判定是否构成作品;北京互联网法院尝试将AI生成内容纳入邻接权保护范畴，还在全国首例“AI声音侵权案”中明确认定在具备可识别性前提下，自然人声音权益的保护范围可及于AI生成声音……
近日，备受关注的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奥特曼案”落下帷幕。“这是中国法院首次认定生成式模型的数据训练符合著作权法合理使用的要求。可以看出，我国在模型数据训练方面采取了相对宽松的认定标准，支持开源和技术创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王雪乔指出。
在技术应用方面，上海于2017年初启动了司法审判人工智能辅助系统的开发。2024年，北京高院大力推进面向司法审判和监督的检索推理生成大模型技术研究及示范应用，建成“1平台3应用”智能辅助办案的阶段性成果。“数字法院改革是一种全局性的数字司法改革，其框架体系、技术平台建设路径和操作规程已初步形成。”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张迪说。
“面向人工智能法治3.0时代，中国需以更开放的姿态引领规则制定，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共同应对挑战和机遇。”杨东说。
编辑：白楚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