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自由流通与权利保护，谁该优先保障?

本刊记者 白楚玄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数据已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要素，围绕数据保护与使用的争议也日益增多。数据产品的权利边界模糊、法律保护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日益凸显，成为数据流通与价值释放的瓶颈。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涉及“拥堵延时指数”数据被擅自抓取并用于盈利的案件作出一审宣判，再次引发人们对数据自由流通与权利保护之间平衡问题的深入探讨。

有观点认为，数据自由流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应优先保障。也有观点认为，数据权利保护是数据流通的前提，必须在法律框架完善、数据安全与隐私得到保障的基础上推动数据流通。

数据流通与权利保护的双重考验

近日，一场围绕导航电子地图“拥堵延时指数”的数据权益之争，最终以被告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一审被判赔偿1250万元的结果落下帷幕。

所谓“拥堵延时指数”，是指道路上车辆实际通行时间与完全畅通情况下车辆通行时间的比值。某电子地图运营商依托电子地图收集电子地图数据、用户出行数据和实时交通信息等，再通过特定算法，经过分析处理后形成“拥堵延时指数”。然而，从2015年到2023年间，某信息技术公司却抓取并使用了这些数据，并将其应用于自家付费软件中。

面对这一行为，某电子地图运营商对某信息技术公司提起诉讼，认为某信息技术公司擅自抓取“拥堵延时指数”数据盈利的行为已构成不正当竞争，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4800多万元。

庭审中，双方围绕数据产品的权利归属、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等核心问题展开激烈辩论。

“‘拥堵延时指数’能够以数值的高低形象而精准地去指示全国100多个城市交通拥堵状态的变化，已经脱离了原始的出行和地图数据，变成了一个高阶数据，更属于数据产品的范畴。”原告认为。

被告则以“数据公开”“手段合法”为由进行辩护，认为其获取数据的手段和使用数据的方式不存在不正当性，未逾越法律红线。

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凭借开发和运营“拥堵延时指数”数据为自身建立市场竞争优势，并凭借对外授权“拥堵延时指数”数据获取经营利益，该经营利益属于竞争性权益，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判令被告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1250万元。

此案的判决结果再次引发业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事实上，此案不仅是一起简单的侵权纠纷，更是当前数据领域激烈竞争态势的缩影。

近年来，“数据产品”及其依托的现代信息网络作为核心载体的数据资源，其权利属性、深刻内涵及法律保护需求，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与热议话题。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围绕数据资源的争议与纠纷层出不穷，不仅考验着法律体系的适应性与创新性，也深刻影响着数字经济生态的健康发展。

从“淘宝诉美景案”到“大众点评诉百度案”，再到近期备受瞩目的“拥堵延时指数”案，每一场诉讼都触及数据自由流通与权利保护之间的微妙平衡关系。面对数据领域的复杂局面，实务界与学界观点迥异。有些人坚持认为，数据权益保护是数据流通的前提与基石;有些人则担忧，过度保护会束缚和阻碍数字经济发展，认为数据自由流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应优先保障其顺畅无阻，同时辅以技术手段和行业自律来确保数据安全与隐私。

如何在保障数据自由流通以促进创新发展的同时，找到最佳平衡点，构建有效的法律屏障，以确保数据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已成为构建充满活力又安全有序的数据生态环境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数据保护法律规定尚显分散笼统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数据已成为驱动社会进步与产业升级的关键要素，但距离形成一个健康、有序的数据市场环境仍有差距。

以“数据产品”为例，代理过多起数据权益纠纷案件的《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上海市法学会互联网司法研究会委员、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渝伟告诉记者，当前国内并没有专门针对“数据产品”的法律条文，但数据产品的法律保护已初步形成体系。主要是通过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对数据产品的财产权益进行保护。同时，当数据产品符合知识产权保护条件时，也可利用我国著作权法、专利法等法律进行保护。然而，由于数据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传统知识产权法的保护框架往往难以直接套用，这也导致数据产品保护存在一定难度。

本次“拥堵延时指数”案的判决结果，无疑为数据产品保护树立了新的司法标杆。

该案主审法官表示，本案作为数据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新类型案件，明确了导航电子地图权利人对其开发运营电子地图过程中收集并分析处理的数据产品享有竞争性财产权益，以不正当手段抓取并以商业目的使用他人数据产品的，构成不正当竞争。同时，在确定赔偿数额时，考虑涉案数据产品的价值、被诉行为造成的损害、被告侵权主观故意、侵权情节严重等因素，参考数据产品的对外授权许可费用，酌高确定判赔金额，力求准确反映数据产品的相应市场价值，真正保障权利人恢复到无侵权行为时其应有的市场利益状态。

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为数据保护提供了法律基础。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外发布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又称“数据二十条”，在数据产权方面，提出推进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

可见，未来数据保护领域的法律保护将更加有力，为数据权利人提供更加坚实的法律后盾。但回归当下，数据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使得传统知识产权法的保护框架难以直接套用。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数据环境，现有原则性的规定已显得力不从心。

王渝伟进一步指出，当前数据保护法律体系在数据产权和分类分级保护方面存在显著不足，尽管有“数据二十条”等政策指引，但数据产权的底层法律法规尚未完善，特别是针对公共数据、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的不同性质，在保护上缺乏差异化策略，难以适应不同场景下的保护需求。此外，数据安全监管机制尚不健全，数据泄露、滥用等风险时有发生。

记者了解到，目前不少企业在数据保护方面的意识淡薄，当他们需要维护自身数据权益时，往往面临取证难、保护效果有限等问题。

数据保护须构建清晰权利边界

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资源，未来如何在复杂、多变的数据领域中找到自由流通与权利保护之间合适的平衡点，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

司法实践是推动数据保护法律体系完善的重要力量。对于如何进一步加强数据权益纠纷案件的审理工作，通过典型案例的判决结果引导社会形成尊重数据权益、维护数据市场秩序的共识，“拥堵延时指数”案主审法官进一步指出，要保护企业数据权益，经营者投入经营资源，收集并积累分散且碎片化的原始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深度加工、处理和运算，使之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和市场价值，系经营者的劳动成果，并能给予经营者带来市场竞争优势和商业价值。此外，还应促进数据流通、合理降低数据获取门槛，现有数据产品的经营者对于他人合法使用其公开数据负有一定程度的容忍义务，以避免出现数据信息垄断风险，阻碍数据流通以及社会福祉的提升。

“完善数据产品法律保护的首要任务是明确数据产权归属。在立法方面，应随着数据交易流通的增多，逐步细化分层分类分级的保护机制，构建更加精细化的法律保护体系。”王渝伟则从法律实务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更为精细化的数据保护思路。他建议，一是明确数据产权界定，通过清晰界定公共数据、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的权属，为各类数据的交易和流通奠定法律基础，特别是对于企业数据，应建立更为具体的保护机制，以应对不正当竞争等行为;二是根据数据类型和性质，实施分类分级保护策略，针对不同类型的数据制定差异化的保护措施，确保各类数据得到恰当保护;三是完善数据交易规则，建立健全数据交易的法律框架，在促进数据流通的同时，强化数据安全监管，防止数据泄露、滥用等风险;四是建立健全数据安全评估、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确保数据安全可控。

王渝伟强调，提升企业的数据保护意识至关重要。要鼓励企业通过合同等自主约定的方式加强内部数据保护，并建立健全保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