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本刊记者 焦艳
6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公众号发布消息，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近日已审结了吉利汽车与威马汽车车企之间因大量员工“跳槽”引发的新能源汽车底盘技术秘密侵权纠纷上诉案。
在此案中，威马方被判令立即停止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吉利方的涉案新能源汽车底盘应用技术以及其中的12套汽车底盘零部件图纸及数模技术秘密，并赔偿吉利方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6.4亿余元人民币。此案不仅因其巨额的赔偿金额创下了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诉讼赔偿数额的历史新高而广受关注，更在于其凸显了在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激烈竞争背景下，商业秘密保护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为行业内外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实践参考。
近年来，企业间商业秘密侵权纠纷频发，已成为市场竞争中新的矛盾焦点。由于商业秘密的特殊性质，加之企业保护意识不足、管理机制执行不力等因素，导致在司法维权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如商业秘密企业举证成本高、侵权行为认定难、赔偿难以充分弥补损失等。
对此，本刊记者就商业秘密保护的相关话题专访了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黄武双。
本刊记者：目前，我国有关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基本制度是怎样的?
黄武双：我国知识产权法采用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单行法的立法模式，并没有商业秘密保护专门法，而是采用以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年修正)为主，多部法律为补充的方式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
如刑法修正案(十一)不仅针对侵犯商业秘密罪降低了入罪门槛，提高了刑事责任，还专门在第二百一十九条增加了“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的新罪名。
尽管我国商业秘密的法律基本制度已构建得比较完善，但仍与现实发展需要存在一定差距。如从司法保护的实体法规定来看，仍需要根据法律原则进行合理解释;在审理程序方面，也亟须相关规定予以厘清。如算法商业秘密保护面临诸多难题，算法秘密性受到多种披露规则的不利影响，对其“秘密性”裁量缺乏标准。从程序法的角度来看，实践中商业秘密刑事和民事案件的管辖既有交错，又有分列，情形复杂多样。对于如何结合商业秘密特性构建一套与之相符合的专门程序规则，实务中需尽快完善。
本刊记者：商业秘密保护与专利保护有哪些区别?企业应该如何选择保护方式?
黄武双：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信息，不像专利保护那样要求具有创造性、新颖性、实用性，而是要求具有竞争优势、秘密性和采取合理保护措施。未能用于实际生产的阶段性技术成果和失败的实验数据等，也可以作为商业秘密保护，而这些信息是不可能作为专利来保护的，所以可以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信息比专利技术范围要广。
一般而言，企业对易于通过反向工程或独立研发获得的技术申请专利保护。相反，对于那些难以通过反向工程或独立研发获取的技术，企业往往不会选择申请专利，而是将其作为核心竞争优势的商业秘密加以保护。
有些常有的情况会选择专利技术与商业秘密保护相结合使用,适宜于一些大型复杂的技术。其中,将核心技术作为商业秘密保护,而整体技术作为专利技术保护。这样可以避免技术被仿制、冒用,同时也可以借助专利法律的保护有效获得独占的收益。
在实际操作中，通过保持这些技术的保密性，企业能够获得长期的、无国界的独家市场地位，因为这些技术很难被他人通过反向工程或其他手段“破译”。
本刊记者：当前，国内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现状如何?
黄武双：商业秘密的有效保护高度依赖于企业自身实施的合理管理措施。当前，众多企业及员工在商业秘密保护方面的保护意识不足。具体表现为，对商业秘密的定义、涵盖范围及其重要性缺乏明确的认识，这直接导致对商业秘密保护的忽视。即便部分企业意识到自身技术、信息等构成商业秘密，但并未采取保护措施，从而使得商业秘密泄露的风险显著增加。
在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上，市场主体展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部分企业将保密范围设定得过于狭窄，导致一些重要的商业信息被排除在保护之外;而另一部分企业则将保密范围设定得过于宽泛，将一些并不构成商业秘密的信息纳入保密范畴，这种做法造成了保护措施与保护对象之间的错位。如果企业不重视内部管理的完善与强化，仅仅依赖外部社会资源来保护商业秘密，那么很难达到理想的保护效果。
本刊记者：如何进行有效的制度设计，以提供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黄武双：重视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和运行效果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序，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
为了能够顺畅地进行知识产权维权，就商业秘密而言，首先，需要制定单行法——商业秘密法，以明确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的规则。其次，需要进一步确立符合市场竞争规则的损害赔偿计算方法，特别是针对使用消极商业秘密信息的侵权行为。此外，制定一部专门用于知识产权审判的程序法也显得尤为迫切。同时，鉴于当前市场监管部门以及公安、检察系统办案人员在处理商业秘密纠纷的规则和程序上的重视，加强相关培训和办案实践指导显得尤为重要。
编辑：白楚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