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本刊记者 焦艳
近几年，零工经济频频被广泛讨论。作为以零工劳动为用工形式的一种经济新业态，随着互联网科技和移动终端平台的快速发展，零工经济显著提高了灵活就业效率。在疫情期间，医疗、教育、餐饮外卖等需求领域的消费活动向线上迁移，零工经济及灵活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就业形态的转变带来了劳动权益保障的新情况、新问题，那么如何保障零工群体合法权益？
劳动者法律身份认定难
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一批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岗位，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网红主播等。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涂永前认为，对于零工的概念，过去多指短期工人、临时工人，这部分工人通常不包括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员，诸如在我国一直存续到现在的农业农村劳动力都有农闲时外出到城市或工厂打零工的传统。而现今的零工劳动者则更多特指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基础之上进行工作的人，他们通过第三方平台接受工作任务，由平台居中组织和分发工作。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公布的数据，国内灵活就业人员规模达2亿人左右，他们撑起了“零工经济”新业态。相较于传统“朝九晚五”的工作方式，“零工经济”主要场景为利用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快速匹配供需方，用时间短、灵活的工作形式，取代传统的“朝九晚五”工作形式，包括咨询顾问、承接协定、兼职工作、临时工作、自由职业、个体经营、副业以及通过自由职业平台找到的短工等。
然而，随着零工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在面临机遇的同时，也存在劳动者权益保护不足的问题。“零工经济首先带来的冲击是劳动关系的认定。”西北政法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教研室讲师张妤婕认为，我国劳动法律调整和保护的对象是标准劳动关系，所谓标准劳动关系是指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建立一种劳动关系、8小时全日制劳动、遵守一个雇主的指挥、工作场所固定、获取全薪、签订劳动合同等为特征的劳动关系。而零工经济代表的正是与传统劳动关系对应的非典型雇佣形态，并具有以下特征：劳资关系多样、工作时间灵活、工作场所不一。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郑文睿曾撰文提出，受科技推动，互联网平台用工关系的定性如何，均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最突出的表现是AI算法击穿劳动法中的劳动报酬、劳动时间、安全卫生、社会保险等规定，这种有别于传统劳动关系下的雇主对雇员直接下达指令管理员工的方式被称为“隐蔽雇主”。郑文睿认为，科技的初衷是好的，使得算法通过智能调配能力，达到最优运力调度。而算法是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上，这种“数字逻辑”关心的是经济效益。
能否认定劳动关系，直接关系劳动者是否享有休息休假、工伤保险、加班费、带薪年休假等劳动权益保护。从现有的案例来看，不同地区的法院对零工经济下的用工关系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零工经济的用工是劳动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零工经济的用工归属民法典上的劳务关系。那么为何会出现相互矛盾的判断？张妤婕说，究其根源是现有的劳动法的判断框架基本采取了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二分法，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要么被认定为劳动关系，要么被认定为劳务关系。而在网络平台所带来的零工经济中，往往处于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中间地带，在面对灵活就业劳动者在工作模式上自由性、任务性变化时，会遇到法律身份难以判断的问题。
完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
由于我国现行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和基本政策主要是基于传统用工方式的特点设计制定的，但在零工经济、平台经济以及灵活就业日益兴起的背景下，传统的认定标准已经很难适应新经济的发展需要。有观点认为，平台企业不再是传统劳动关系的“管理者”，“数字控制”背后的资本操纵是实质。这就需要以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为基础，通过从属性标准的实质审查，区分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等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边界，针对无法认定劳动关系的劳动群体，通过分类分层方式适当倾斜保护，以更妥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结合零工经济下劳动关系呈现复杂性、不稳定性和难于界定等特征，张妤婕认为，首先应完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如针对平台经济的劳动特点，研究和制定既符合平台经济发展又能切实保护平台经济从业者权益的判定标准。零工经济劳动者保护的首要选择是修订规则以界定劳动关系，将其中的隐蔽雇佣和模糊雇佣甄别出来。如考量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管理不必限于传统的场地、时间（考勤）和细致的业务介入，如平台“总体控局式”的管理也可视为劳动法意义上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自雇型劳动者理念，劳动者不因自身提供部分生产资料而被排除在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险待遇之外；承认多重劳动关系，改变社会保险与劳动关系一对一“捆绑”的制度现状，允许劳动者根据自身需要选择社会保险依托单位。
涂永前结合域外实践指出，应重视零工经济在促进就业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就业上具有重大意义。当前，我国在就业领域的法律法规鲜有提及零工经济等灵活就业概念。劳动合同法仅对劳务派遣这一特殊灵活就业方式设定一些条款，而就业领域最重要的法规——就业促进法都未提及灵活就业的概念。政府除出台就业政策外，需要重视零工经济在为我国庞大规模劳动力群体（包括农民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的重大意义，推动零工经济等灵活就业形态的立法进程，实施关于灵活就业的管理条例，以保证实现稳就业的政策目标。涂永前认为，不必套用正规就业模式来规范平台及零工群体，用工平台虽然不同于传统的用人单位或雇主，但是劳动者的工作自主权应该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未来劳动政策或法律应该鼓励二者劳动合作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对等而不偏袒任何一方。鉴于此，劳动政策和法律在未来要注重零工群体的集体协商权，其协商主题不限于利益分配问题，可涉及与零工群体有关的所有问题，诸如产品与服务定价、工作规则、奖惩机制、工作关系解除及劳动者组织等都可以纳入其中。
降低从业人员参保门槛
在我国，灵活就业者的保障政策愈发受到重视。
2021年5月，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广东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全面取消了外省籍和本省跨市流动的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企业养老保险的参保年限等限制条件，便于异地户籍灵活就业人员参保。2021年6月，南京市人社局发布《关于进一步落实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和创业补贴有关工作的通知》，不仅针对灵活就业者与用人单位发放社保补贴，并对带动2名以上劳动者就业的创业企业发放创业奖励。2022年1月，宁波市人社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支持灵活就业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在办理就业登记后可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租赁落户、居住就业落户保障范围。
为适应“零工经济”发展，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目前已试点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
郑文睿建议，立法层面不妨设定新的适合于“互联网+”背景下的社会保险险种，可以根据这一职业人员工作的特征及风险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
由于零工经济从业者流动性较强且发生意外伤害的概率较高，应对零工经济人员参保，张妤婕认为参保方式应更加灵活，并适当降低参保门槛。此外，还应重点加强这类群体的失业保障和工伤保障。同时，我国可以为零工经济从业者分别建立自愿性工伤保险和失业救助制度。劳动者可自由选择参加工伤保险并自己缴费，为了减轻劳动者的缴费负担并吸引他们参保，公共财政可以给予一定的补助，例如公共财政支出占到工伤保险基金的50%以上。新业态就业的不稳定性导致难以判定其从业人员是否失业，从而导致了他们无法参加失业保险。对此，我国可以为他们建立失业救助制度，同时利用公共财政发挥兜底作用。
编辑：白楚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