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姜颖
在数字时代加速演进的今天，网络空间治理已深度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布局，而网络暴力治理，则是其中关乎公民权益、社会和谐的关键一环。北京互联网法院顺应时代需求，高度重视保护公民人格尊严、人身权益，共计审理涉网人格权侵权案件2.6万余件，切实推进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服务网络文明建设和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从司法实践看，网络暴力案件呈现出以下三个显著特征：
侵权主体身份隐蔽。根据2022年颁布的《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网络服务平台应当对注册用户进行移动电话号码、身份证件号码或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真实身份信息认证，但对于前台显示的名称不强制要求实名，一旦发生网络暴力，网暴受害人只能通过起诉要求平台披露网暴实施者的真实身份信息，溯源追责难度大，网暴行为很难得到有效遏制。
网暴手段复杂多样。新型网络暴力形式不断涌现，出现“抽奖转发”“二手商品一分钱链接挂人”等新型侵权形式，导致网络暴力进一步升级。如在一起案件中，被告在辱骂原告的微博中设置转发抽奖活动，诱导网络用户转发此条微博4000余次，原告因此收到大量攻击、谩骂的网友私信，精神遭受严重损害。
群体施暴现象突出。网络暴力常呈现出“众对一”的群体攻击模式，部分网民受群体情绪裹挟盲目跟风，形成强大的暴力洪流。如在“某‘大V’挂人泄愤案”中，仅由于双方观点不同，“大V”在微博上公开“挂人”，导致大量网民跟风对原告进行攻击。
北京互联网法院始终强调以裁判树规则促治理，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行为，维护公民人格权益和网络秩序。
首先探索适用“人格权行为禁令”制度，及时制止网络暴力行为。民法典第997条确立的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为及时制止网络暴力行为提供了重要法律武器。在“直播辱骂公众人物案”中，法院针对侵权人在受害人起诉后仍在直播间发布侵权内容的行为，依法作出人格权禁令，及时制止网暴行为持续发生，将救济节点从“事后赔偿”前移至“行为制止”。
其次合理界定网络大V的注意义务边界，防止网络暴力进一步升级。网络大V因影响力大、传播力强，其言论往往具有“蝴蝶效应”，若任由其利用虚假信息引流吸粉、以谣谋利，将严重扰乱网络生态。针对这类问题，我们确立“影响力越大，注意力越高”规则，引导网络大V把握好言论自由与侵犯名誉权之间的边界。在“某500万粉丝‘大V’转发不实文章案”中，法院认定，大V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即转发具有贬损、诽谤性质的博文，引发高度关注和跟帖，超出合理舆论监督范畴，属于恶意营销行为，构成侵权。
最后准确界定平台责任，推动网络生态治理。网络平台是网络生态治理的重要主体，其内容审核与风险防控能力直接关系到网络暴力的治理成效。一般情况下，平台仅需履行“通知-删除”责任，但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信息管理，北京互联网法院在裁判中明确要求平台要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设置必要的事前审查机制，避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遭受伤害。如在“平台传播未成年人黄谣案”中，某用户在平台上传播包含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和黄谣的视频，并附带招嫖广告，视频发布后短时间内浏览量飙升，法院认定平台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且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应当与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作者系北京互联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编辑：迟明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