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观枫桥|诉前调解主体的多元化与便民性

近日，笔者有幸参加法治网承办、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中国正能量网络传播专项基金资助支持的“近观枫桥”网络主题活动山西行，在三晋大地感受到了“枫桥经验”在基层的蓬勃发展与创新举措。

“枫桥经验”的宗旨之一在于“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调解恰恰是践行这一理念的有力举措之一。当下，法院面临着案多人少的严峻挑战，诉讼案件数量呈爆发式增长，在此情形下，诉前调解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诉前调解能够有效地实现案件分流，既能减轻法院的办案压力，也能满足群众快捷方便解决纠纷的夙愿。为此，2021年民事诉讼法对诉前调解的类型进行了扩展，相比较2017年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由双方当事人依照人民调解法等法律”，2021年民事诉讼法规定，“经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调解协议”，这一改变极大丰富了诉前调解主体的范围，使得诉前调解覆盖面更宽、形式更为灵活，民事纠纷当事人可选择的余地更为广阔。尽管法律已经对诉前调解的主体进行了扩展性授权，但哪些主体适合纳入、应当纳入、尽快纳入、必须纳入诉前调解的范围，在实践中还应该积极探索。

经深入观察与研究，公安机关适度开展诉前调解确有必要。一方面，公安机关能够依据具体的纠纷状况，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和职能作用，直接投身于部分诉前调解工作，成为解决纠纷的直接推动者。另一方面，对于所接收的举报、控告等各类案件线索，公安机关可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精准的判断力，将其有序移交给有资质、有能力开展诉前调解的专业组织，确保每一条线索都能得到妥善地跟进与处理，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协同合作。通过以上举措，公安机关将群众基础和权威公信力转化为民事纠纷处理的有力支撑，切实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公平正义。在本次调研采访中，山西省朔州市应县镇子梁乡人民调解委员会便在该乡中心派出所设立工作点，实现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的融合，为周边人民群众解决民事纠纷提供了便利。“田培调解工作室”在该派出所的设立，通过创新采用“点单式”“配单式”“送单式”特色调解服务，针对土地边界、经济债务、邻里家庭、征地拆迁等一系列常见的民事纠纷问题，实现了高效、便捷、精准的处理，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为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胡思博 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