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法治文化的当代意义

红色法治文化的当代意义

中南大学教授 易玲

一、引言

红色法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具有法治内涵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总和的宝贵红色遗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红色法治文化的传承弘扬,在各地考察时殷殷嘱托:“要用好这样的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搞好红色教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2021年6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明确要求“加强红色法治文化保护、宣传、传承”。

二、红色法治文化的内涵

红色法治文化的生成基础。红色法治文化植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贯穿于根据地法制建设的全过程,并在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及新时代持续发展与创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大量的法治建设探索和实践,构成了红色法治文化的重要基础。以山东沂蒙、陕甘宁边区等地的法治实践为起点,红色法治文化在根据地时期便孕育出标志性成果,例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制定、“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司法创新以及群众路线的法治实践,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法治探索的基石。

红色法治文化的生成实践。红色法治文化的生成,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创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以法治为武器重构社会秩序,在根据地开创了法治实践的独特道路。土地革命阶段,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的颁布,首次以法律形式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将党的革命纲领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安排。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制定的《人权财权保障条例》明确保护各阶级合法权益,同时颁布《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以整肃政权队伍,法治成为凝聚抗战力量的重要纽带。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则通过法律手段彻底废除封建剥削,使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翻身、经济上自主,彰显了法治变革社会的实践伟力。

红色法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一方面,红色法治文化的核心是“一切为了人民”,这一理念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实践全过程,成为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根本遵循。另一方面,红色法治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将“听党话、跟党走”作为根本政治属性。红色法治文化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法律规范,确保法治中国建设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三、红色法治文化的当代价值

1.为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文化力量。红色法治文化始终将“人民性”作为法治建设的灵魂,习近平法治思想创造性提出“法治建设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红色法治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核心在于将“群众路线”升华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理念,构建以“人民集体意志”为根基的法治价值体系。

2.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红色法治文化形成和发展提供根本保证。红色法治文化的历史演进始终印证着一个真理: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红色法治文化以“党的领导”为最本质特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提供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理论支撑。土地革命时期《井冈山土地法》的制定与实施,是党通过法律手段实现社会变革的首次尝试。该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明确“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将党的土地革命纲领转化为法律规范,首次以法治形式确立党的领导权威。《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以法律形式确立“三三制”民主政权,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既保证党的领导,又扩大政权包容性,为“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奠定法治基础。延安时期“马锡五审判方式”将党的政策与司法实践结合,开创了党的领导与法治相统一的模式。2018年宪法修正案首次在宪法正文中写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将党的领导从政治宣示上升为宪法规范,确立新时代“党领导立法”原则,为“党领导一切”提供根本法依据。

3.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厚植红色法治文化土壤。新时代法治为民的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执政理念在法治领域的生动体现。早期法治实践探索为新中国宪法的制定及婚姻法、土地改革法等奠基,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立法传统。司法层面,最高人民法院推行“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2022年全国法院在线调解纠纷超2000万件;巡回法庭深入偏远地区审理案件,让群众“少跑腿、少花钱”,实现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的覆盖。继承“马锡五审判方式”中“从田间地头到百姓炕头”的司法传统,新时代提出“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构建“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递进式矛盾化解体系,实现“法理情”深度融合,是对“以人民为中心”法治观的创造性发展。

4.为基层治理模式创新提供红色法治文化治理智慧。红色法治文化从苏区的“十户代表制”到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始终在基层土壤中孕育出的“中国之治”生气蓬勃。红色法治文化蕴含的“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治理智慧,为新时代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源泉。红色法治文化中的“群众路线”“矛盾就地化解”等理念,为新时代基层治理提供了方法论指引,并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传统经验的现代转化,浙江借助“基层治理四平台”整合公安、司法、信访等数据,2022年线上化解矛盾纠纷98.6%,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新时代“枫桥经验”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保证、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群众路线这一重要法宝,体现了注重调解、司法为民、重在“治未病”等中国特色,是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人民内部矛盾预防和化解方案。同时,网格化管理传承红色基因,每个网格配备专职管理员,“精细化管理、贴心式服务”的模式,可追溯至中央苏区时期“乡苏维埃—村代表—十户代表”的治理架构,体现了红色法治文化“组织下沉”的传统。 

5.为立法保护传承红色法治文化提供历史依据。红色文化资源作为研究和传承红色法治文化的关键载体,其保护工作至关重要。强化立法措施,以保障红色文化,特别是红色法治文化的有效保护,显得尤为迫切和关键。虽然目前还没有红色法治文化资源保护的专门立法,但在党和国家的重视及推动下,我国先后出台了一些涉及红色资源、革命英烈、革命文物等具体性、针对性法律法规,间接为红色法治文化的保护利用提供了重要遵循。一方面,地方先行先试,作出有益探索,形成地方红色法治文化保护制度体系。据统计,截至2023年我国颁布的关于红色文化资源保护的地方性法规有55部,其中省级16部、设区的市级39部。另一方面,国家层面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法、英雄烈士保护法、文物保护法等法律间接保护红色法治文化资源,同时持续推进《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等立法计划,推动红色法治文化保护工作制度化。

四、结语

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红色法治文化既为新时代法治建设提供理论滋养,更在实践中淬炼出破解治理难题的中国方案。红色法治文化如长河奔涌,百年激荡中始终赓续着“人民为本、法治为纲、党的领导为魂”的精神血脉。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更需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让红色法治基因在制度创新中焕发活力,在基层实践中扎根生长,在全球治理中彰显智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法治根基,为人类法治文明进步贡献东方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