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是科学工作者

□ 曹士兵

与医学一样古老、一样心怀苍生的法学，却未能像医学一样获得毋庸置疑的科学对待，法学的科学性问题至今还在不断被追问。人类历史上最早建立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1088年）开设法学教育，法学与神学、医学比肩而立。法律成为专门的职业则更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古罗马时代。作为一门以化解纠纷、维护秩序为志业的专门性职业，法律职业者的专业能力与职业操守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其标准无疑应当高于许多其他职业，因此有学者将法律职业者与医生等同看待。

对法学科学性的疑问和挑战来自法学界本身，局外人除了关心司法公正外，不会深刻触及这个议题，因此，法学界本身有义务回答法学的科学性问题。

欧洲法学家从13世纪中后期就开始探讨法学的科学性问题，并一直延续到近代。英美法系视法律为经验，也并不在意法学是不是科学，因为“这样的实践与态度不可能产出理性法律制度，甚至不可能出现法律本身的理性化”。近年来，国内一些法学者也在努力探索和解决法学的科学性问题，基本路径是采取从理论上、逻辑上进行论证以及引入国外译著加以佐证的研究思路；也有直接将法学与科学画等号的。

形式主义理性的法学知识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法律科学的诞生。法律科学不仅具备了科学的形式、内容、方法和研究范式，而且具备了科学的确定性与可检验性。

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3世纪古典法学时期，罗马法学家致力于日常法律实践，开始对错综复杂的决疑法体系进行系统化和类型化工作，到19世纪中后期，法律科学发展出“形式主义理性化的法学知识体系”。法学从决疑术到形成法律科学的漫长进程中，法学家们坚持“科学法”的道路，按照“法学分析”“逻辑集中”“体系建构”对法条、法思想进行“理性加工”。希腊的“承载着指引和规范功能的抽象法律概念”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类型化哲学”采用的“类型化技术”提供了主要的“加工”工具，罗马法学家对罗马法“错综复杂的决疑法体系进行的系统化与类型化工作”奠定了法律科学系统化的基石。

形式主义理性的法律科学具备系统的法学知识、法学方法、法学价值体系等科学内容，这些内容统一于法律理性，呈现理性的、形式的和体系的科学特征。法律评价的成熟与完善为法律科学发挥科学功用提供了科学范式，让法律理性在法律实施中检验，让法律科学走向实践。法律科学的形成、发展和成熟，为科学立法提供了样本，为法律实施提供了准据，法学教育持续繁荣，大部分国家的法律在稳定与安定中实现了与时俱进，法律人历史性地成为科学工作者。

裁判的形成是法律科学的实践，法律科学分为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两者在法律科学的实践中不分彼此，共同形成裁判。裁判活动是运用法律理性进行法律评价的活动，理论法学为法律理性创制了类型与框架，区分了逻辑与经验，总结了价值体系，建立了应用范式等；应用法学形成了法律理性的条文化的内容、体系化的法学方法、可操作的价值评价程序等。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的共同实践，形成裁判。

法律理性是法律科学的“科学技术”，是逻辑与经验的结合，如同科学真理引领实践一样，法律理性引导裁判的形成，是裁判确定性的来源。法律科学的实践是一系列法律科学技术的“应用”，应用严格的程序法、证据法技术确定法律真实，应用找法、释法技术确定法律真意，应用三段式的逻辑技术确定裁判结论，逻辑方法、经验方法、价值方法在裁判形成的过程中均遵守成熟的技术守则。法律评价是法律科学的“科学功用”，其中的裁判活动还具有法律科学的“科学实验”性质。法律评价的实践性，可以有效克服理性的自负，防止理性的失灵，确保法律科学在追求良法善治的轨道上不断丰富和发展。法律评价实现了法律科学的可检验性。

应用法学的实践导出裁判结果，理论法学的实践导出裁判正义，理论法学先回答何为真相，何为公正，裁判正义才能在法律的应用中闪亮登场。

裁判的形成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实践，是法官遵循法律科学并形成法律职业德行的过程。因为遵循法律科学，裁判才具备了确定性与可检验性，也因为遵循法律科学，法官才养成了法律科学的职业德行，具有了法律科学家的气质。“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的伦理操守主要通过后天法律职业伦理训练来养成，法律科学的知识、方法和价值是养成法律职业者伦理操守的基本遵循和源头活水，如同“赋予科学以特殊精神气质的并非从业者的道德品质，而是科学的制度惯例，体现在被认定为独特的科学方法中”一样，约束着法律职业者操守德行的，与其说是“从业者的道德品质”，不如说是法律科学。

法学不能淡化科学性，裁判不能淡化理性，法律科学是裁判正义的唯一来源。法学古老而复杂，法律科学理性而人文，未经专业训练仅凭经验，只靠逻辑推论拒绝价值检验，都不能获得合法、妥当的裁判正义，因此，经验主义不敷使用，机械执法、机械司法不能定分止争。践行法律科学，在法律评价中充分运用法律理性是获取裁判正义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