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观枫桥∣优秀文化是“枫桥经验”的力量根基

法治网特约评论员 刘宇轩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社会治理亦是在一定文化基础上展开的，不是空中楼阁，更不是“飞来峰”，不能抛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凭空进行。“枫桥经验”正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实现了一次次推陈出新、迭代升级。

“枫桥经验”是“两个结合”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实践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60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枫桥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充分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力量。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枫桥经验”将这一原理深植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中的主体作用，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新时代“枫桥经验”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与“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治国理念、“未雨绸缪、预防在前”的治理理念、“以和为贵、息诉止讼”的司法理念、“重义轻利、义在利前”的文化基因等相契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要求。近观枫桥，我们在安徽省桐城市看到了“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将六尺巷典故蕴含的“礼让和谐”文化注入基层治理，全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是“两个结合”的生动实践，也是近些年来全国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缩影。 

“枫桥经验”是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最佳例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枫桥经验”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一种“治理的综合性”，而综合治理作为“枫桥经验”机制和文化的双重内核，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文化上溯源，可以发现综合治理贯穿于“枫桥经验”的发展进程，且与礼法并用、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等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综合治理首先重在综合：60多年来，浙江枫桥的干部群众始终注重社会治理多元主体、自治德治法治方式等的综合，如同紧密咬合的齿轮，推动基层社会平稳运转，构建起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形成了强大治理合力。其次，综合治理注重预防为先，既抓末端、治已病，更抓前端、治未病。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打、防、教、管”为一体，到上世纪90年代的“四前”工作机制、21世纪初的“四先四早”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再到延续至今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枫桥经验”一直把对社会矛盾纠纷的预测预警、感知发现放在首位，最大限度把各类风险防范在源头、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近观枫桥，我们看到了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探索“贵和工作法”基层治理模式，发挥党建引领的情理法融合治理、实现政府社会多元协同的整体治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有效治理，推动风险矛盾隐患信访问题的一站式化解。

优秀文化犹如源头活水，润泽了“枫桥经验”和中国社会基层治理的田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基层治理中的柔性塑造力，将文化的软约束转化为基层治理的硬效能，不断增强社会治理的文化自信，为构建和谐有序、充满人文关怀的基层治理格局提供更加坚实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