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观枫桥∣运用法治是“枫桥经验”的时代特征

法治网特约评论员 刘宇轩

“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中国古代思想家管仲的这句名言，强调“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近观枫桥，特别是新时代“枫桥经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法治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支点、节点、基点作用，感知到新时代“枫桥经验”愈加强烈的法治脉搏。

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加注重发挥法治的支点作用。在现代社会，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最佳途径和有效方式。当前，大量人民内部矛盾是由利益问题引发的，并且涉及诸多复杂的法律关系，不可能单靠“说理”“说服”的方式去解决，最根本、最基础的还是要靠法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矛盾纠纷发生前，要坚持依法办事，只有坚持依法办事，才能从根本上预防许多矛盾纠纷的发生，必须看到有的矛盾纠纷就是不依法办事造成的，出现问题后又不依法处理，使得问题更加尖锐复杂。矛盾纠纷发生后，把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当作“基本操作”，更加凸显法治的支点作用，才能有利于矛盾纠纷的解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时时刻刻、事事处处用“十一个坚持”对照、审视工作，把各种矛盾纠纷化解方式纳入法治轨道，在法律框架下分清是非、在权利义务统一中判断对错，从根本上实现定分止争。近观枫桥，我们看到了安徽省铜陵市探索形成“法治超市”模式，选优配强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三官一律”队伍轮岗值班，构建“法治化”矛盾纠纷化解体系，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加凸显了法治的节点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法治保障是关键一环；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机制中，法治是关键节点。自治、法治、德治三者之间并非单纯的“条块”关系，特别是当矛盾纠纷发生后，往往呈现出一定的“链条”关系。比如：各主体要优先鼓励当事人通过自愿和解、依法调解方式化解矛盾纠纷；调解不成的，根据矛盾纠纷性质，依法引导当事人通过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途径解决；对处理结果不服的再引导当事人依法提起诉讼。近观枫桥，我们看到了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成立一核多元共治中心，综合运用区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中心”、“枫桥式公安警务室”、老赵（镇司法所所长）工作室、专职律师等多种法治力量与资源，充分发挥各自专业优势解决群众诉求。

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加注重塑造法治环境这一基点。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是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把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的基础是加强普法、推动守法。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必须坚持依法维护社会秩序、解决社会问题、协调利益关系、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必须培育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才能促进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近观枫桥，我们看到了全国首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沙依巴克区分局红庙子派出所用一支独特的青少年法治足球队，带来了全新的法治教育打开方式；看到了江西省南昌县司法局深化“依法找法，帮你想办法；用法靠法，帮你有办法”的工作理念，不断做优法律援助，让群众找法“有门”，靠法“有路”。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牢牢坚持法治这一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正确把握新时代“枫桥经验”浓厚的法治底色，把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引入更多的法治主体参与社会治理，不断建立健全法治机制，强化更有力的法治保障，塑造更有利的法治环境，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