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2024年9月25日，第八届“唐厚志大讲堂”作为中国仲裁周重点活动之一在京举行，该活动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主办。来自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的仲裁机构负责人、仲裁员、律师、学者及工商界人士等近200名海内外嘉宾现场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届唐厚志大讲堂邀请英格兰和威尔士商事法庭前庭长、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威廉·布莱尔爵士（Sir William Blair）开展主旨演讲。贸仲资深仲裁员、外交学院教授、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卢松教授进行与谈。贸仲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杰作开场致辞并主持活动。现将他们的发言予以摘登，以飨读者。
以下内容是卢松教授与谈内容的节选。
（贸仲资深仲裁员、外交学院教授、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卢松教授作与谈发言）
在正式探讨此次大讲堂主题之前，我愿先追溯一下我与唐厚志教授之间的个人渊源，以此缅怀这位在中国仲裁界享有盛誉的杰出思想者。唐教授曾是我的导师，回溯至1984年与1985年，即四十年前，我撰写硕士论文之际，主要聚焦于仲裁的司法协助与司法研究议题。直至今日，我仍清晰记得，在那段时光里，我于贸仲图书馆内，耗时数月，深入研读了《国际商会商事仲裁年鉴》及其他相关仲裁资料。彼时，我曾在唐教授与朱建林先生共用的办公室内，就我的硕士论文与唐教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唐教授是一位既和蔼又严格的师长，他不断鞭策我，要求我反复雕琢论文。此后，唐教授成为了我一生的导师。自1989年我被贸仲邀请担任仲裁员以来，唐教授始终在这一领域内给予我悉心的指导。三十年间，唐教授向我提供了诸多宝贵的建议，对此我十分感激。我衷心感谢他这三十年来对我的种种教诲，这些教诲使我受益终身。因此，唐厚志大讲堂对我个人而言，意义非凡。
现在，请允许我谈一下威廉·布莱尔爵士主题演讲中所讨论的问题。
首先，我赞同布莱尔先生的观点。中国企业和中国的律所，在过去数十年间，已积累了丰富的国际仲裁经验和信心。回溯到差不多十年前，有报道声称，根据估测在由中国当事人参与的国际仲裁案件当中90%都是外国当事人胜诉。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对于当时的中国企业来讲，在选择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机制的时候会非常犹豫。
2014年，我与贸仲的一些同事共同筹划，决定成立一个论坛，希望通过这一平台增进中国律师、中国仲裁员对国际仲裁理论与实践的认知与交流，并致力于推进中国律师与仲裁员群体在国际仲裁领域的能力建设。我们当时确立的愿景是，通过五年到八年的努力和培训，能够在中国培养出50名到100名左右的国际仲裁律师，使他们能够在国际仲裁案件当中代表中国客户，从而减少对外国律师或者出庭大律师的协助。这就是北京国际仲裁论坛（Beiji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Forum）的创建背景。我也非常高兴在这里可以跟大家报告，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北京国际仲裁论坛通过组织研讨会、系列讲座、社交媒体平台交流群，就国际国内仲裁的相关问题展开了持续而热烈的讨论，作出了我们自己的贡献。
布莱尔爵士在讲座中提到，中国的律师事务所现在正逐渐和国际同行平起平坐，他观察到中国这些年来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出色的专业律师，代际更迭不断。我认为，这些观察是完全正确客观且准确的。
然而，与此同时，我必须指出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在国际仲裁领域内具备丰富经验，能够有力代表中国客户和当事人的中国法律专业人士的数量依然相当有限。这一数量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极不相称。因此，我们目前绝不能减缓培养仲裁专业人才的步伐。我们需要专业仲裁人士在错综复杂的国际仲裁案件中发挥他们的中坚力量。
接下来，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目前中国仲裁实践当中和国际案例当中一些不同的做法。
中国仲裁实践中有一个特点是“重书证、轻人证”。一般来讲，在贸仲过去十几年的案件当中提交到仲裁庭的证人证词很少，这和中国大陆以外，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情况相比非常不一样，中国的仲裁员和当事人更倾向于信赖书面证据。
中国仲裁的另外一个特点在于，根据中国现行仲裁法的要求，所有的证据，尤其以书面证据为主，都要在开庭审理过程当中出示和审查。具体而言，律师需要将对方当事人所提交的每一份证据，都要根据法律要求去进行简要的审查，审查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以及获取方式的合法性，此即“证据的三性审查”。为什么呢？据了解，在中国程序正义实现的一种方式，就是在开庭审理阶段出示证据并进行质证，进而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或仲裁的权利，这和英美法系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做法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仲裁程序当中并不存在。鉴于这一区别，部分国际经济贸易仲裁案件的律师可能会对中国的仲裁程序觉得不太熟悉。在中国仲裁界，对于这种做法的批评声音也持续存在，认为其耗时过长，与仲裁最为核心的价值观——快速解决争议的原则不符。此外，在仲裁庭审过程中全面审查所有证据的做法，与中国仲裁程序的快速性之间存在冲突。根据本人的经验，为提高争议解决效率，中国多数仲裁审理均在一天或半天内完成。从仲裁员的角度来看，他们期望律师能更详尽地阐述每项证据，明确证明每项证据与所代理客户的主张之间的关联性，并证实客户指控的事实，而非仅简短地说明每份文件的真实性、相关性或获取这些文件的途径。此类简短的说明无助于仲裁庭查明事实真相。
布莱尔爵士在演讲中也强调了案件管理对于提升仲裁效率的重要性。在中国仲裁实践当中，仲裁庭普遍不参与案件管理。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仲裁庭依赖仲裁机构的秘书去推进仲裁程序。在这一方面，我建议中国的仲裁员和仲裁机构借鉴国际通行做法，以缩小中国的仲裁实践和国际惯例之间的差距。
我要介绍的第三个问题是仲裁和调解的问题。
布莱尔爵士特别讲到了调解和和解的区别，但其实对我来讲它们是同一件事。在同一个案件当中，仲裁、调解都做，大家通常不会反对。但是如果一个仲裁员在仲裁程序过程当中，他试图根据当事人的合意去走调停的程序解决争议的话，那么在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可能会被视为一种违背正常程序的情况。因为普通法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从业者，通常认为如果同一人在同一个案件当中身兼两职，也就是既做仲裁员、又做调解员的话，存在风险。
唐厚志教授一直在大力倡导仲调结合。仲调结合在贸仲已经实施了几十年，这些案件的数量在贸仲这些年也在一直增长。这种做法的理由主要是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还有客户的需要。事实上，仲调结合的做法是出于贸易的需要和商事本身在经贸合作当中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而且它为当事人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解决争议的另外一种替代选择。
据我了解，这种仲调结合的做法在一些大陆法系司法管辖区也有被接受，比如说德国和瑞士。我认为，仲裁和调解都属于“艺术”的范畴，而不是纯粹的科学。若要在争议解决过程中取得令人满意，需要经验丰富的从业人员妥善运用相关制度。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培养专业人员，确保仲裁人士掌握必要技能，充分了解相关风险，以便更好地满足当事人的需求。
最后，请允许我谈谈贸仲在实践领域的一些发展。贸仲的仲裁规则（即《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以下简称《仲裁规则》）第十版是今年（即2024年）年初刚刚生效，我们修订之后的第十版《仲裁规则》采纳吸收了其他国际仲裁机构采用的一些新的做法，例如早期驳回程序。本人注意到，布莱尔先生亦提及正在修订的英国《仲裁法》，该法律同样拟授权仲裁员可依据裁决的基础作出仲裁裁决，这与贸仲《仲裁规则》的修订所遵循的逻辑和思维方式是一致的。
同时，贸仲亦开创了一项新的做法，这一创新主要体现在其修订后的规则之第14条中。具体而言，该条款允许申请人在仲裁程序进行中申请追加合同，即在仲裁程序已启动后，仍可补充纳入新的协议内容，但此操作需符合特定条件。基于我目前所掌握的知识范围，尚未在其他国际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中发现类似规定。对于涉及多方当事人的仲裁案件而言，若能在仲裁程序已启动后增加新的合同，这无疑是一项创新举措。当然，我们仍需关注这种创新做法在未来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与落实情况，但不可否认，这确属一项创新。
最后，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贸仲案件的当事人、律师及仲裁员需高度重视贸仲所发布的《证据指引》（即2024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证据指引》）。与2024版《仲裁规则》相配套，贸仲委同步更新了《证据指引》，并已于2024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依据2024版《证据指引》的相关指导意见及贸仲《仲裁规则》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仲裁庭有权依职权决定，在其审理的案件中适用该《证据指引》。此外，该《证据指引》允许仲裁庭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部分适用，例如，《证据指引》中的第7条，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或进行证据交换。但我认为，在简易程序中，为节省成本与时间，仲裁庭与当事人可考虑不适用此规则。
我认为，2024版贸仲《证据指引》的目的是提供一套证据规则，能够将中国仲裁法中所规定的中国国内的仲裁实践与所通行的国际做法，尤其是与《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取证规则》(简称《IBA证据规则》)中所确立的国际惯例结合起来。我们希望通过适用2024版贸仲《证据指引》规则，可以达成两个目标：一方面，使参与贸仲仲裁的外国律师和仲裁员在中国大陆进行仲裁、争议辩论或作出裁决，能够更加得心应手；另外一方面，中国的律师或者仲裁员也更加游刃有余地应对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进行的仲裁的挑战，因为他们已经通过贸仲的《证据指引》规则了解了国际通行的证据规则。
编辑：薛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