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2024年9月28日，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和北京市律师协会联合主办的2024中国青年仲裁论坛暨第十二届“中伦杯”国际商事仲裁征文大赛颁奖仪式在北京成功举行。本届论坛吸引了百余位法官、律师、企业法务、各地仲裁机构代表、学者、本届征文大赛的获奖者代表和广大青年学生线下参会，近6000名观众线上收看论坛直播。
论坛设置了辩论环节。辩论以“仲裁类案同判是否要与法院执行同样的判断标准”为辩题，由贸仲华南分会副秘书长金曦主持，汉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曾颖点评。
以下内容是主持人、正反两方辩手、点评人的发言内容节选。
主持人金曦：大家好，欢迎各位仲裁界的同仁参加2024中国青年仲裁论坛。现在进入本论坛的辩论环节，今年辩题是“仲裁类案同判是否要与法院执行同样的判断标准”。
正方的观点：仲裁类案同判需要与法院执行同样的判断标准。
反方的观点：仲裁类案同判无需与法院执行同样的判断标准。
正方辩论嘉宾为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侯鹏、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研究生陈凡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吴琦好。
反方辩论嘉宾为通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其师、朗悦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弼宇、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嘉瑞。
本次辩论大致分为以下四个环节，即陈述、自由辩论、总结陈词、点评。
一、陈述
陈凡凯：我方的观点是：仲裁类案同判需要与法院执行同样的判断标准。
我方理解本次辩题是在认同仲裁应当类案同判的基础上展开的，主要探讨的是仲裁如何实现类案同判，其实现标准或者是路径是否与应当法院一致。
首先应当明确仲裁类案同判的内涵及其价值。类案同判指的是类似的情形应当得到同等的司法对待，其价值基础来源于适用法律人人平等的法律原则，体现的是社会大众对于正义的追求。
谈到类案同判，首先会想到法院系统的类案同判或者是同案同判。近年来，我国不断出台法律文件推进法院类案同判的发展，通过检视这些文件，我们不难发现，法院对于实现类案同判已经构建了一套执行标准，以及如何界定类案同判，以及如何制定同判构建了具体的标准。一方面对于类案的含义，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我们可以得出类案指的是待决案件在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方面具有相似性，且已经在人民法院裁判生效的案件。
由此可见，法院对于类案的确定需要承办法官对于待决案件与检索结果进行相似性的识别和比对，确定是否属于类案。由此可见，法院对于类案的确定需要法官对于前案和本案之间的相似性进行一个类比推理；另一方面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我们可以看出，法院制定了一套实现同判的机制及依赖指导性案例制度、类案检索制度和专业法官会议等途径来实现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的统一。
强调一点，指导性案例制度和类案检索制度。其一，对于指导性案例制度，最高院的相关司法解释指出，各级法院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处理类案，但仅指能作为裁判理由作为引述，而不能作为一个裁判的依据来引用。由此可见，法官对于指导性案例仅有参照义务而没有强制遵循的义务。其二，对于类案检索制度相关规定指出，部分案件应当类案检索，其中就包括缺乏明确裁判规则或者是尚未形成统一的裁判规则的案件，重大、疑难、复杂、敏感的案件，承办法官应当依托中国裁判文书网等数据库进行类案检索，由此可见，法院对于同判的实现离不开裁判文书的公开。
综上，我方认为，法院构建了以上这样一个模式，并且仲裁的类案同判可以采纳或者是执行这些标准，同时我方也强调本次辩论的核心和应当讨论的对象，是包括贸仲在内的仲裁机构如何在国内案件中实现类案同判，我们有如下四点理由。第一，仲裁的类案同判追求的价值取向与诉讼的类案同判一致，仲裁和诉讼都作为争议解决的不同方式，当事人无论是选择诉讼还是仲裁，都希望他们的纠纷得到公平公正的解决，这正是类案同判的价值所在。
第二，在类案的认定上，仲裁与法院并无明显的差异，均是裁判人员或者是审判人员通过内心的裁量，通过类比推理来判断前案和本案之间的相似性。
第三，虽然仲裁制度在某些方面具有区别于诉讼的特性，但是仲裁在实现同判方面依然可以执行和法院相同的标准。一方面，仲裁机构可以构建类似于法院的指导性案例制度，推广那些形式规范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虽然法院的指导性案例制度依赖于法院内部的监督机制，但我国毕竟不是判例法国家，法官仅在说理时参照指导性案例确立的标准，并不能将其作为依据，这与仲裁的审理十分相近。因为在仲裁中，仲裁员可以参考先前的仲裁先例来判断本案的裁判结果。另一方面，我方认为，仲裁裁决的公开虽然受限于仲裁的保密性原则，但是两者之间的矛盾可以调和，单一的仲裁机构可以构建类案检索数据库，对此我方认为仲裁裁决公开和仲裁保密性并非绝对对立，目前文书脱敏公开的仲裁实践已经得到了良性发展。
第四，执行与法院相同的类案同判标准，对当事人、仲裁员、仲裁机构均有重要意义。由于仲裁的类案同判仍处于初步阶段，法院的实践可为仲裁提供参考和经验，有利于仲裁案件之间统一裁判尺度，这对于当事人而言会增强其对仲裁的信任，有利于提升仲裁公信力。而对于仲裁员而言，仲裁先例为仲裁员的裁判提供了参考，有利于避免裁判出现较大的偏差，一定程度上能提升裁决的整体质量。对于仲裁机构而言，通过构建类案数据库、编撰案例汇编等方式，有利于提升机构的服务质量。
综上我方认为，仲裁类案同判需要与法院执行同样的判断标准。正方立论完毕。
主持人金曦：请反方发表陈述意见。
李其师：我作为反方一辩，陈述一下我方的立论观点，我方的观点是：仲裁类案同判无须与法院执行同样的判断标准。
正方提出，无论是诉讼还是仲裁均是当事人追求公平正义的行动，而仲裁类案同判确实是最符合公平和正义直接的表征之一。但是诉讼和仲裁毕竟具有不完全相同的价值取向、制度基础，因此我方认为仲裁类案同判不应当与法院执行同样的判断标准。理由有三：首先，仲裁和诉讼的价值遵循存在本质的区别。其次，要求仲裁和诉讼的仲裁类案同判执行相同的标准，并不可行。再次，要求仲裁和诉讼的仲裁类案同判执行相同的标准，还会带来额外的弊端。
首先，仲裁和诉讼的价值遵循存在本质的区别和根本的分歧，仲裁最重要的两块基石，一是当事人意思自治，二是仲裁员独立性和公正性。在我国，仲裁是一裁终局，而诉讼是两审终审；诉讼公开审理为原则，保密为例外。仲裁则是保密为原则，选择仲裁的当事人通常对效率和个案的私人性、保密性有更高程度的追求。保密意味着不公开，不公开如何形成类案，没有类案如何保证同裁。
二是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也要求仲裁员不应当考虑其他仲裁庭作出的裁判，仲裁员的使命就是根据当事人提出的事实和法律对案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裁断，而不是受其他仲裁员的影响。仲裁在追求法治方面与诉讼相比具有更特殊的价值。说一个简单的现象，大家如果作为诉讼或者是仲裁案件的代理律师，是不是给仲裁庭提交的书面意见页数远远多于给法院法官提交的代理词，这是因为在商事仲裁领域，大家往往期待仲裁员具有更深厚的法学素养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具备丰富的商业实践的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更准确地把握商事交易的本质和规律，作出公正合理且符合法治精神的裁决。如果都将类案裁判的结果作为裁判结论，仲裁类案的同裁就不是一个可以依照法律和专业知识得出的裁判结果，而是一些堆叠之后的公式求解，对结果高度类案同裁，将导致个案仲裁裁决说理的缺失，变相违反了当事人自由选择仲裁员所表达的意思自治，会对仲裁公信力造成极大地损害。
第二个理由，仲裁和诉讼遵循相同的仲裁类案同判标准并不可行。难度之一就是如何形成这些具备参考价值、指导意义的先例，仲裁裁决以保密为常态、公开为例外，难以形成裁判者、当事人或律师援引的数据库。难度之二，如何落实类案同判要求的实际约束力。法院的类案同判机制与法院的层级设置具有强关联，若下级法院为遵循上级法院的判例，上级法院可以推翻下级法院的判决。与法院不同，仲裁机构之间彼此独立竞争，无上下级别之分，仲裁员也是独立的个体，缺乏自上而下的层级约束力，仲裁一裁终局，也不存在一个上述机构来推翻已裁案件落实先例的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仲裁先例的说服性、参考性是否能够发挥，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仲裁员的自由裁量权，并没有一个能够约束保证仲裁和诉讼就类案同判问题始终遵循相同标准的机制。
除了上述两点，要求仲裁和诉讼遵循同样的标准还会带来其他的弊端，假设仲裁实施相同的类案同裁标准，虽然增加了当事人的可预见性，但是减损了仲裁的保密性。仲裁保密性的价值不言而喻，有利于维护当事人，尤其是商事主体的自身形象和商誉，有利于保护商业秘密和其他信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能够避免败诉方在类似的争端当中处于不利地位，忽略在个案当中存在的事实和细节方面的不同，成为连环败诉的情况。
如果实行类案同裁，仲裁也采取指导案例、公办案例等类似裁决公开的制度，只会削弱仲裁相较于诉讼的独特性和固有优势，使更少的当事人选择仲裁方式进行争议解决。又比如要求仲裁和诉讼遵循相同的仲裁类案同判标准，极大地限制了仲裁庭和仲裁员的自由，进而限制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商事活动当中，意味着复杂的法律关系，也意味着仲裁专业性的一个侧面，就是具有灵活性和前瞻性，尤其是仲裁在审理一些创新的商事交易纠纷方面总是具有独特的优势。如果仲裁员不得不遵循先例对仲裁案件进行裁决，当事人对于仲裁员选择的专业性期待也会因此落空。
综上所述，我方认为仲裁类案同判无须与法院执行同样的判断标准。
二、自由辩论
主持人金曦：下面进入自由辩论环节，请正方先发言。
吴琦好：主要争议焦点有三点：第一是关于价值追求，第二是关于系统实施的可行性，第三点是关于实施这个类案同判的利弊得失。围绕这三点我们在自由辩论环节我们会分别进行提问和回答，以及对应的回应。
首先，我方会对反方提出一个问题，既然双方达成共识，认为推进类案同判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我们双方的关键分歧在于什么呢？在于采取的具体标准应该是什么样的，正方认为既然现在法院已经有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类案同判的体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仲裁的类案同判或者是类案同裁的系统可能会更加方便和高效。请问反方准备采用何种标准来实现这一标准，如何保证仲裁裁决的一致性和公正呢？
王弼宇：我是反方二辩，非常感谢正方的总结，双方的争议焦点无外乎三项，第一点是诉讼与仲裁的价值取向差异，第二是仲裁实施与诉讼相同的类案检索标准是否具有可行性，第三点是实施这一相同制度下所带来的得势利弊的分析。
正方刚才也提到，既然是类案同判是大家的共同价值期待，如果不采取法院相同的标准，反方又打算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实施这样的目标呢？我们不一定要通过法院类似的制度来实施这样的目标。例如贸仲采取了大量的措施去完善仲裁的可执行性，包括定期的仲裁员培训、与相应负责执行仲裁裁决法院的交流，也包括不断收集当事人的反馈，包括规则里一直存在的仲裁委、仲裁机构对仲裁庭裁决书的核阅制度，这些制度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法律的统一适用。
想请问正方辩友，所有的当事人、律师都有很强的动力去提供参考案例，但是我们理解这并非制度意义上的与法院同样的类案同判，因为刚才正方辩友介绍，今天法院制度上的类案同判更多是一种自上而下，通过制度保障、指导案例、参考性案例、法官专业会议等制度构建的一种强制适用的类案检索制度。根据贸仲首页介绍的仲裁优势之一，就是意思自治、一裁终局、具有保密性，如果今天当事人的仲裁协议里就是明确要排除类案检索适用，如果今天的当事人自治就是要排除某一些法院甚至某些仲裁机构类案的适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保证类案的适用呢？
吴琦好：谢谢反方二辩发言，王律师其实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贸仲或者是仲裁机构如何在缺乏像法院上下级的制度前提下实现推进这个机制；第二个问题是在于当事人明确排除适用类案，或者是选择进行类案检索，仲裁机构应该怎么操作。
首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再回到先例本身，先例其实是一种说服性的特点，相当于没有一个强制的约束力，明确要求或者约束法官、仲裁员去作出类似的裁判。尽管仲裁和诉讼是在程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类案同判的核心原则是相似的，也就是调整相应的法院的类案同判标准，通过调整法院的类案同判标准，让它适应仲裁的一些特点，例如之前提到的设立内部的指导性案例制度，包括加强培训、利用技术手段确保这套体系在仲裁中也能够进行一定的推广和适用。
仲裁和法院都是中国争议解决机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都涉及对法律的规范理解、适用和解释。由于仲裁具有一裁终局性的特性，修正途径相对较少，因此仲裁的可预期性相比诉讼而言可能更为重要。如果仲裁裁决在逻辑推理和法律演绎上缺乏一致性，也会削弱它的公信力。目前中国的各个机构，贸仲、北仲（即北京仲裁委员会）也会发布一些典型的案例或者说案例评析，在评析当中会列出争议焦点、案件事实和裁决结果，并附有详细的案例评述和结语性的建议。这些分析和建议都有助于揭示案件背后的逻辑，也能够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仲裁，以及一些案例之间的常见的一些争议的类型。包括在中国法律服务网上也有一些公开案例。
让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如果当事人约定不适用类案同判机制和公开应该怎么办，我们真正仲裁是依托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尊重当事人的选择为主，我们推进类案同判不是说一定要强制当事人采取我们的标准，一定要让他们进行类案检索。我们这个机制相当于是建议或者是倡议性的举动，不会因为作出裁决就是公开，可以通过一些仲裁机构的举措来进行类比，比如在国际商会仲裁院有一个公开仲裁机制，但是在公开之前也会遵循当事人的意见，并且对关键信息，比如说公司名称、争议标的金额进行脱敏。
又例如，港仲（即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其实在2022年已经建立了一个案例数据库，可以在上面进行检索。港仲的仲裁规则明确说，如果当事人拒绝或者不同意进行公开，港仲也不会强行把仲裁文书或者是裁决全部公开在网上。
侯鹏：正方三辩，其实当时反方一辩和二辩都提到两个问题，第一个仲裁的意思自治，意思自治当事人有选择权。第二仲裁制度本身是一裁终局、仲裁机构是独立的，没有法院一、二级上下监督的制度。实质上对于意思自治的选择范围，当事人是可以极大地选择程序性的权利，甚至选择由谁来裁量。但是当事人当然也可以选择实体的法律，但是不能够对实体的法律做进一步细致的选择。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案件，这就回到了类案同判机制本身是一个程序性的选择，还是对实体法律问题、实体法适用的一个选择。我的理解答案是后者，是对于实体法裁判依据的一个补充和扩张。
类案同判本身的类案本身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效力，在法律渊源也是统一裁判标尺的作用，因此，如果当事人去选择，首先可以选择适用的实体法的国别，包括也可以去选择仲裁的程序法；但如果限于某一个制度而言，它规避机构的裁判判决，可以适用另外一个机构的裁判类案，实际上它是一个诉辩过程中对于案例的选择问题。
第二，仲裁机构是独立的，它的监督是不能够落实类案同判，实际上本身是一个如何实现在操作层面中的问题。另外最主要的是，类案同判的遵守者应当是谁，我们说人民法院进行类案同判是人民法院自发的、内部的，对于司法裁判人员、审判人员要基于相同类案去参考。
王弼宇：对方辩友提到可操作性的问题，我们就来谈谈建立仲裁类案同判制度所需要的技术保障或者是制度依据到底充不充分、可不可行，能不能在当下作为一个有效的实施政策加以推行。
我们讲操作有两方面的维度，一个是数据的可及性，第二是数据的代表性。
首先说数据的可及性，刚才我方一辩已经说明仲裁的制度价值之一就是保密性，当然正方辩友提出现在有不少仲裁机构采取脱敏，或者是定期发布案例的方式，发布了有限的仲裁案例供大家参考。首先我们要判断现在的脱敏程度是否达到当事人的预期，当然今天当事人在部分仲裁规则、港仲规则可以有权选择不去披露自己的仲裁文书，但是在更多的仲裁机构规则里面我们并没有见到这样的规定。当事人对仲裁文书删减的程度是否满意、是否知情、是否同意，这是一个可探讨的问题。由此带来相关的问题，一个已经足够脱敏的仲裁文书是否在事实细节、法律适用的说理上有足够的参考价值，可以提供下一个仲裁庭或者是裁判者需要去参考的问题，这是我们大家可能都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实践中仲裁文书脱敏可操作性的一个考虑。
第二个问题仲裁类案同判，我们都知道一定有足够的数据量才能去检索某一个问题，乃至一段时间内的仲裁规则的变化。虽然今天的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ICC），包括国内的贸仲、北仲会编辑、出版自己的经典案例，我们理解这些案例是在一段时间内带有一定机构的立场去筛选甄别出来的，它不一定能代表今天这个机构一年四五千个案件中，所有仲裁庭的裁判取向，在不完整的数据量的代表下，又如何保证我们今天推行与法院相同类案检索制度所能提供的类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具有相应的适应性，从而真正为法律适用的统一性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帮助呢？
吴琦好：谢谢提问，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保密性，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当前数量不够，如何选出更加具有代表性的指导性案例。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关于保密性的问题。首先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组数据，保密性其实在当今并不是所有当事人最为看重的选择仲裁的一个特性，其他更加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仲裁庭的专业性以及仲裁裁决作出的效率问题，可能是他们更为关注的一个点。
在现在，脱敏裁决、公开仲裁裁决在实践当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许多仲裁员和仲裁机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对仲裁采用进行公开，并且这样更好地推动仲裁领域的发展，提高程序的透明性和裁决的一致性。裁决的脱敏主要还是要围绕当事人的同意，包括删减敏感信息、隐去当事人的一些姓名或者是公司名称再进行公开，如果当事人对于脱敏程度不满意，他们完全不会同意仲裁机构进一步进行筛选，而不是说只要满足仲裁机构的标准，无论当事人是否同意、是否对脱敏程度同意都要进行公开。
目前，仲裁机构在保护当事人利益和部分公开仲裁裁决间也在进行不断地尝试，寻找一个平衡。在探讨保密性问题之后再看一下数据量的问题。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是否只有在相当大量的数据情况下才能够筛选出典型性案例，还是说案例具有典型性才是最重要的考虑机制？其实我们认为，大量的数据确实给最终筛选做出保证，但是我们在进行评判一个案例是否具有指导性或者说具有代表性的同时，我们不会因为它在实践当中大量的出现这样，就必然认为它就是我们关注的核心，我们也会考虑一些新兴的案例。
侯鹏：我补充两个点：首先作为律师，从事仲裁案件的代理工作，仲裁保密性原则永远是第一优先。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仲裁案件本身仍然受到司法监督，司法监督有对仲裁程序合法性的监督、有对裁决效率的监督、有对不予执行的监督，在这些环节来讲又可能回到一个公开的司法审判领域。
第二，类案同判其实我们要回到法院的标准，正方认为适用法院的标准。法院对于类案同判，何为“类案”很关键，它是指相同纠纷种类、相同或者是近似的争议焦点和适用相同的法律作为准据法，在这个情况下对相近似的案件进行裁判。这里我说了三个相同，但三个相同没有指向具体案件的细节，没有指向仲裁案件最需要保护的，比如说当事人主体信息、当事人最终的裁决结果、当事人在和解过程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判断，没有对这个进行指向。因此，类案同判本身是不触及仲裁保密，或者是需要保密的问题，同时脱敏是一个技术问题。
另外，像人民法院也在改革，从类案同判具体制度到法答网的建立，法答网就是把公开的裁判文书、成千上万件的裁决提炼成关键的法律焦点问题，这就是我们所主张的仲裁也可以借鉴到法院在类案同判的标准。
陈凡凯：我再来补充一下，至于反方提到的专业性问题，反方提到对于一些新兴领域仲裁的类案同判无法满足现有的商事主体对于目前一些商事案件的新的需求。对此我方认为，反方的逻辑，在于类案的判法或者是法律适用的过程本身是不合理的。但是事实证明，类案代表的是一系列的，或者对于这个案件的一个统一或者说大部分的仲裁员的一些观点，在一些新兴领域反而这部分的观点可能构成在现有的当事人对于他们的商事需求的一个体现。
在新兴案例的争议中统一的标准或者是缺乏了统一规则，在缺乏统一规则的时候，借助像法院一样的具有一些指导性的案例来进行裁判，其实有可能去提升仲裁员裁判的专业化水平，防止仲裁员在裁判中出现较大的偏差。
李其师：感谢正方辩友的详细陈述，我想回应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反对的要点，另外一个如果没有像法院的类案同判制度，仲裁究竟如何提升公信力。
首先我想强调一下，反方并不是反对仲裁经典案例的整理，我们也不是反对仲裁裁决在一定程度上的公开，我们也不是反对提升仲裁的公信力，通过提升大家对于仲裁结果、法律的可预见性来提升仲裁公信力这样一个努力。我们今天之所以讨论这个话题，一定是为了回应我们国家商事仲裁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到今天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本来我们认为这个法治的发展，包括法律的发展都有一个越来越精致化、越来越规则准确、可预见性提高的一个趋向，我们认为仲裁的案件当中，即便没有类似法院类案同判的制度，并不是说仲裁的结果就完全不可预期，千人千案、千人千面，我们今天讨论的核心问题还是说法院的这套制度，从上到下规定性的基础性是否能够借鉴到仲裁案件当中来。
回到反方的观点，我们认为刚才提到的各个仲裁机构对于经典案例的整理、公开，这些努力意义并本在于要求其他的仲裁员、仲裁庭去学习或者是受到这些已经公布的这些所谓类案在先的先例的约束，如果我们讨论这样一个像法院同样水平的标准的类案同判，难道我们要制定一些制度去要求仲裁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需要去检索相应的公开的经典案例，看是不是有我们要学习、要借鉴的这些部分，是不是要用这些规则要求、制度上的保证去给仲裁员实现或者是落实类案同判这样一个制度。但是我们认为这个答案显然是不现实、不可行，确实也减少了仲裁的灵活性和价值性。
张嘉瑞：我补充一下，仲裁对比诉讼有一个独特的魅力，就是当事人各方可以通过意思自治来选定特殊的仲裁员，来使双方当事人在争议解决中有一种类似特制化的体验。仲裁的魅力在于双方通过选定仲裁员来确定的自由裁量希望。如果我们完全去参照一个法院的类案制度，还是相当于可以很大程度上削弱我们自由去选择争议解决背景这样一个前提。
王弼宇：刚刚提到仲裁员的专业性问题，这是我们想讨论的下一个议题，今天仲裁制度的价值之一，在于我们可以根据争议的性质根据当事人的选择、根据行业的特点去选择具有特定领域专业知识的仲裁员，他们一定是仲裁领域专家的，更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只有熟悉某一行业的仲裁员才能在基于法律现状、交易习惯和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作出符合当事人预期的裁决。
仲裁类案同判制度，如果机械或者是严格参照法院的检索制度，很大程度上将会限制一个仲裁庭的创造力。今天不说这些暂时没有先例可循的新兴案件，如果一个事物从新生不被接受、不被认可，到最后被接受和被认可，中间这样一个转换的过程，如果仲裁庭一定要参照以前的类案，裁决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呢？这也引来下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反方提到的，仲裁机构因为没有隶属关系、管理关系，如何去确保案例的更新与替换。
吴琦好：关于专业性的问题，简单进行一个回应，首先我们国家不是判例法国家，是成文法国家。这个判例约束力并不是一个强硬的约束力，我们其实也可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下级法院的要求，只是要求下级法院在梳理部分进行参照这些指导性案例，而不是一定要求法院完全的一五一十地根据这个案例进行严格的参照。
类案同判其实并不要求每一个当事人选择跟之前类案当中一样的仲裁员，选择一样专业结构的仲裁庭，重点在于还是强调仲裁庭的专业性和自由裁量权，指导性案例或者是类案同判在仲裁这个领域依然是一个软性的约束，仲裁员不一定完全采纳这个先例，但是可以进行参考。通过参考先例，仲裁庭可以避免重复讨论一些之前已经有过的一些程序性问题，也能缩短裁决的时间，提高裁决的效率，同时重视先例也有助于仲裁裁决的质量和说服力，让败诉方更加容易接受裁决的结果。
最后是新兴领域和专业领域的仲裁，往往伴随着规则需要统一裁判尺度，这种统一的裁判尺度有助于裁决的一致性和公正性，也能够确保仲裁的专业性和个性化。
主持人金曦：下面进行总结陈词阶段，每方有五分钟，总结陈词先从反方开始。
三、总结陈词
张嘉瑞：现在由我来做一下反方的总结。首先，我们也是认可类案同判在现行司法制度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然而我方始终认为仲裁的类案同判无需和人民法院执行同样的判断标准。我方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价值取向、可行性和得失利弊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重申仲裁和诉讼的价值取向存在本质的区别，这是一个根本分歧。商事仲裁是以当事人达成的仲裁协议为基础，并且来体现各方的意思自治，即将解决各方争议的权利让渡给仲裁机构和按规则组成的仲裁庭。在意思自治的范围之内，当事人可以在一定自由度内对仲裁机构、适用法律和组庭标准进行选择，以在合议范围内设定争议解决的方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预先设定争议解决的背景。此外，仲裁同时具有鲜明的私人性和保密性特点，即通常裁决是无须公开，除非存在需要公告或者是有财产保全等其他法院程序的情况，公众对于仲裁的案件往往是无从知晓的。为此，如果保证类案同判的案例库范本足以支撑与法院裁判适用同样标准的参考，势必需要将相当数量的仲裁案件进行公开，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保密性这一基本原则。
其次，我方认为使仲裁遵循与诉讼的相同的类案同判并不可行，因为人民法院的类案同判制度是建立在如下几个前提下的：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对其他法院，上级法院对其他下级法院的指导、监督和协调，同时还有统筹建立的人民法院案例库，以及类案在一定程度上的约束力。然而仲裁的类案同裁却无此等基础，首先全国各地的200多家仲裁机构往往是独立的，它们之间并没有互相之间的监督、指导和协调的关系，在缺乏统筹的情况下，类案同裁的实施难以具有跨机构统一化的效果。其次，基于私人性和保密性的基本属性，仲裁案例也很难形成足够样本量的统一案例库，如果仅在单一仲裁机构范围进行部分脱敏处理的案例披露，既没办法保证有类案可查，也没有办法保证跨机构的适用性，更没有办法保证仲裁当事人最关注的保密性。法院的类案同判机制及其约束力是通过法院的上下级关系延伸出的业务指导关系和两审终审制决定的，然而仲裁机构和仲裁员之间相对独立的，且没有隶属关系，在无法定事由的情况下，仲裁通常是一裁终局，如果没有制度保证的约束力，仲类的同裁往往只能依靠仲裁员的自由意志和自由裁量，它是没办法遵循和诉讼一样的类案同判标准。
最后在利弊方面，我们认为要求类案同裁执行与诉讼相同标准可能还会带来其他的弊端。比如首先会削弱仲裁之于诉讼的比较优势，当事人选择仲裁，本质上是追求一种便捷、高效、私密的争议解决方式，其中往往包含了对维护自身形象的需求，保护商业秘密的需求，以及避免在同一系列案件中连环败诉的可能。如果要求仲裁适用于法院相同标准的类案同判，公开或者部分公开相当数量的仲裁则可能侵害当事人民事权利，削弱仲裁基于诉讼的比较优势，而使仲裁成为一种流于形式而失去重要实质的争议解决方式。其次还有限制仲裁庭的自由裁量，除了效率和保密的考量之外，当事人选择仲裁的另一重要原因，往往在于对组庭的选择，在仲裁中，双方的仲裁协议可以选择仲裁员的国籍、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专业知识，这不仅能够保证仲裁庭对案涉的行业和问题有足够的了解和知识储备，还可以以前沿的观点和法律关系得到适当的考量，对法律的滞后性也会有一定的纠偏。如果仲裁员受限于与法院相同标准的类案同判制度，按照先例裁决，实际上将限定仲裁庭的专业性、创新性和前瞻性的自由裁量，使仲裁的优势无法得到体现。
因此，我方坚持认为仲裁类案同判不应执行与法院同样的判断标准。
侯鹏：我代表正方进行总结。什么是类案同判，无论是仲裁还是法院，所体现的实体审理裁判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实现的途径是近似的，裁判的结果方向也是一致的。我们说为了什么要去同判，离不开三个要点，公平、公正和公开。
公平是什么，相同的事有相同的公正审理是前提。真正纳入法院类案同判，作为同判参考依据和标准一定都是经典案例、参考案例，或者是经过审查和筛选才到人民法院系统里，所以我们认为这套筛选机制本身是具备公正性为前提。当然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新的生产形式出现、新的法律关系出现，一定要有新的调整。
再谈公开，所谓公开就是透明度问题，任何一个仲裁机构都不会否定要有透明度，所谓的透明度是什么呢？是让当事人更好地提高他运用这种争议解决机制的可预见性，可预见性有两方面，程序性是什么安排，多久可以把纠纷解决、以什么样的裁判速度作出裁决；另一方面是实体的可预见性，今天我们谈到的类案同判其实都是在谈实体上的可预见性。刚才我也谈到我们要树优秀的案例作为类案的参照，同时我们要把优秀案例里面的可取的优秀的法律分析观点和裁判倾向作为一种类案同判，这本身不突破当事人的保密原则，即便我们要公开一些仲裁案例，脱敏技术我认为在今天是非常成熟的。
另外就是要公正。回到仲裁，仲裁是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择的权利结果。因此，司法要监督仲裁。要公平、公开、公正，这几年仲裁机构都在强调公信力建设，只有更多的人相信仲裁能够取得公平公正的裁决，才会有更多的当事人选择仲裁，才会让仲裁有生命力。
最后，无论我们是当事人，是代理律师，还是仲裁员，其实我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得到一份公平、高效、及时的正义，因此我认为借鉴已有的成熟权威的一套标准也是符合的。
主持人金曦：感谢正方和反方的精彩辩论，请汉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曾颖对本场辩论进行点评。
四、点评
曾颖：正方和反方都非常聪明，可能大家站的角度不一样，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正方比较有利的点就是谈价值，价值就是追求公平正义裁判的统一性。反方不去谈价值问题，谈操作性，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我觉得大家从破题的角度都做得非常优秀。
说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在实践中，仲裁裁决书不管是公布还是没有公布的，很多时候都是结合了法律规定本身，而很少援引。可能在不同的仲裁领域，比如说体育仲裁、投资仲裁，基于适用的实体法不一样，案例公开程度不一样。
第二，可能“判例”这个词不准确，应该用“案例”。因为当事人看到法律的解释有这么多，适用的标准不一样，在实践当中，这个案子法院会怎么判呢，当事人是有预期的。从法院建立一套类案裁判的标准，这个路走了很多年，形成了今天相对来说的预见性和可操作性。
第三，把类案推广起来需要体制性的建设。
编辑：武卓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