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2024年9月25日，作为中国仲裁周重点活动之一的第八届“唐厚志大讲堂”作为中国仲裁周重点活动之一在京举行，该活动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主办。来自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的仲裁机构负责人、仲裁员、律师、学者及工商界人士等近200名海内外嘉宾现场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届唐厚志大讲堂邀请英格兰和威尔士商事法庭前庭长、大法官，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威廉·布莱尔爵士（Sir William Blair）开展主旨演讲。贸仲资深仲裁员、外交学院教授、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卢松教授进行与谈。贸仲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杰作开场致辞并主持活动。现将他们的发言予以摘登，以飨读者。
以下内容是威廉·布莱尔爵士的主旨演讲的节选。
（英格兰和威尔士商事法庭前庭长、大法官，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威廉·布莱尔爵士作主旨演讲）
在19世纪，英格兰的法律体系发展出了统一的商事法和相应的仲裁法律制度，以应对商业纠纷。伦敦商事法院与仲裁界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而该法院成立于19世纪末期。1923年，国际商会成立了国际商事仲裁院，标志着仲裁向国际化迈出重要一步。《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是承认外国仲裁裁决的。实际上，首个相互承认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是1927年的《日内瓦公约》（The Geneva Convention on the Execution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自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贸易和商业的增长，国际仲裁稳步发展，直至今日，其地位无疑值得称道。这一成就主要得益于包括国际公约在内的各项国际安排，尤其是仲裁为跨国贸易纠纷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国际化的途径，而非单纯依赖各国国内法律来解决跨国纠纷。
唐厚志先生在推动中国加入《纽约公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之后，中国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从我1981年第一次访问中国以来，中国目前的情况可以说跟当时完全不同了，中国现已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毋庸置疑，中国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版图中地位愈发凸显，且在未来发展前景中将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
首先声明，我今天所讲的任何内容都与我目前正在审理的任何案件无关。我今天的发言主要涉及三个议题：第一，我想跟大家分享目前在英国或国际仲裁领域中的一些最新议题。第二，谈一下诉讼、仲裁和调解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在今年4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五届商业法庭常设国际论坛讨论的主题之一。第三，针对中国企业在未来几年涉外业务中合同争议解决纠纷可能采取的方向，进行前瞻性的展望。
一、英国《仲裁法》的修订等国际仲裁领域热点问题探讨
据我所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正在进行修订。其实，英国的议会也正在审查修正英国1996年的《仲裁法》。据伦敦商事法院法官所言，此次英国《仲裁法》将进行一些适度但有价值的修订，《仲裁法》的结构保持不变，本次修订主要是澄清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关于英国立法修订，主要包含的内容是仲裁员披露潜在冲突的义务，这一点对于我来讲是在实践当中很有挑战的一个问题，对于法院和仲裁员亦是如此。
当然，我主要阐述的是仲裁员所面临的困境。尽管基本原则未变，我之所以提及此点，是因为仲裁员在披露或不披露潜在冲突方面所面临的后果，依然是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问题。并且，根据我所观察到的情况，这一问题目前正日趋严重。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已有一项进展，即国际律师协会于今年发布了2024年修订版的《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准则》（以下简称新版《利益冲突准则》）。该准则基本保留了其先前的内容，包括“交通灯系统”( the traffic light system)。“交通灯系统”实际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在新版《利益冲突准则》中，该系统已进行了部分更新，这些更新对于国际仲裁员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辅助手段。此外，英国的新立法还将确认仲裁员有权在简易程序的基础上，对缺乏实际胜诉前景的问题作出裁决。我个人主要处理金融和银行领域的案件，在观察中我发现，许多仲裁机构在修订其仲裁规则的过程中，更倾向于避免使用“简易”这一术语，而更偏向于使用“早期裁定”或“早期处置”等措辞，这似乎也是国际仲裁实践中所反映出的一大趋势。
在我看来，对于仲裁员而言，当前在国际仲裁领域内似乎难以与法院的发展步伐保持一致。故而，我们有必要关注法院司法方面的动态与进展。在此，我特意选取了四个相关案件进行探讨。
第一个案件，来自非洲某国家，涉及仲裁条款的适用范围。通常来讲，在仲裁实践中，我们一般适用的原则是对条款进行广义解释，但并非每一项索赔都要作广义的解释。然而，英国最高法院基于贿赂的索赔不属于相关仲裁条款的范围，裁定该国胜诉。随后，伦敦商事法院对这一起涉及传播销售的案件作出了有利于该国的判决结果。
第二个案件，法院的判决结果涉及的是比较罕见的情形，不诚信或者欺骗的行为。这是中东某国一位人士精心伪造的仲裁裁决。具体而言，这一案件涉及当事人伪造了一份法院的判决，但后来在法院强制执行的时候才发现此前的这个所谓的仲裁裁决是伪造的。最终，东窗事发后，法院就撤销了先前承认这项裁决的判决结果。
第三个案件同样引发了广泛热议。众所周知，在美国，众多消费者问题往往通过仲裁途径得以解决。然而，在欧盟及英国，对于在消费者案件中运用仲裁则存在某些法律限制。例如，商事法院曾拒绝执行一项涉及英国公民与加密货币的仲裁裁决，其依据便是剥夺消费者权利的行为违背了英国的公共政策。在我的职业经历中，我发现涉及公共政策的案件实属罕见，而以公共政策为由进入法院系统的案件更是微乎其微。
最后，我特别想讲的是对仲裁庭管辖权异议的问题。当前，商事法院所秉持的原则是，若对于仲裁庭管辖权的异议未在仲裁庭开庭前提出，则后续将不再接受此类异议。此外，法院认为，若提出的异议仅仅是为了观察仲裁程序的进展，则该管辖权异议同样不予受理。换言之，若当事人仅在观望仲裁程序的进展，试图观察其发展态势，并在此过程中提出异议，此类行为同样是被禁止的。
尽管国际商事制度目前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我们亦应清醒地认识到，它并非尽善尽美。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从更宏观的角度进行反思。
二、 关于中国企业涉外商事纠纷解决前景的展望与分析
仲裁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体系，随着其变化与发展，中国仲裁业从业人员也基于他们自身丰富的仲裁经验为国际仲裁领域带来了极具特色的贡献。中国企业是否对国际仲裁满意？他们希望国际仲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此，我想发表以下几点认识。
从一名非中国籍的国际仲裁领域专业人士的视角来探讨这一问题。2015年，我曾参与了一场在中国举办的国际论坛，其中一个主要议题就是为中国大陆当事人揭开国际仲裁的迷雾，当时讨论的核心在于中国当事人在国际仲裁中常遭遇败诉的现象。
然而，我想强调的是，对于仲裁界的专业人士而言，我们所谓的“败诉”或“案件失利”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此，我愿意分享我作为律师（在成为法官之前）的经验。
例如，赞比亚曾有一案件，涉及主权债务问题，被对冲基金提起诉讼。案件结果是赞比亚需偿还债务，但无需支付双倍罚金，即无需赔偿损失。那么，这个案件对赞比亚而言，是输是赢？对于律师而言，在仲裁（及诉讼）中，管理客户的预期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我们深知，鼓励客户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毫无意义，尽管让客户理解这一点颇具挑战性。但在多数纠纷中，双方往往各有其理。因此，最终的裁决也会体现出双方各自有理的立场。
回顾2015年的那次论坛，卢松教授亦在座，他指出中国国内的仲裁制度、法律及司法体系与国际惯例存在一定的差异，加之由此导致的诸多与国际惯例不符的商业惯例，可能引发诸多误解。
自那次论坛至今已近十年，在我刚才提及的纠纷解决条款演变项目中，我们调研了中国仲裁业的从业者，以了解目前中国当事人对国际仲裁的预期。当时，国际仲裁对中国当事人而言相对陌生，因此负面看法也反映了这种陌生感。而如今，中国的从业者经验丰富，已能在多数情况下为客户争取到较好的结果。他们同样认为，相较于国际仲裁，中国的国内仲裁更为快捷且节省成本，此方面更胜一筹。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公司治理的特点与欧洲或美国的一些做法存在差异。一位受访者指出，在契约主义及相关记录保存方面，中国与西方可能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在中国的大型企业中，法务部门规模相对较小，用于解决国际或相关纠纷的预算有限，因此更倾向于采用非正式的沟通方式。还有一种观点是，各方可能会在不严格遵守约定条款的基础上进行讨价还价。我并非评判任何一种做法的对错，只是陈述我们通过不同对话所获得的看法。
重要的是，无论差异何在，如公司治理方面的中西方差异，这本身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法律难题。无论公司治理存在何种差异，对仲裁员多样性的需求都将日益增长。在国际领域，需要更多了解中国商业的仲裁员，以增强人们对仲裁程序的信心，并避免基于误解而作出的裁决。事实上，中国企业商业影响力的增强，也提升了中国律师在仲裁中的议价能力。加之现在对中国仲裁机构的信心日益增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能会看到在仲裁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当事人会选择中国仲裁机构，即呈现本土化趋势。
中国律所现在逐渐和国际律所平起平坐，这也是我亲眼所目睹和经历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律师与伦敦之间就已建立了交流项目。对比这些年的交流情况，我深刻感受到中国正不断涌现出一代又一代极为杰出的律师，这一现象意义重大。显然，在签订合同选择司法管辖区，直至发生纠纷时选择仲裁机构的过程中，客户或用户在很大程度上均依赖于律所提供的建议。因此，律所的观点至关重要。在许多情况下，当事人在选择司法管辖区时，会基于不同的考量因素。我曾在讲话中提及，当事人在选择仲裁司法管辖区和仲裁地时，会遵循一些所谓的黄金标准。这些标准包括：首先，适用可确定的法律原则裁决争议；其次，可获得性，即在提出申请和抗辩时不存在人为障碍，程序适用本身具有可预见性；再次，透明度，即双方当事人需对程序有所了解；此外，还包括仲裁庭决策的独立性、仲裁庭的经验与专业性、高效的案件管理、高效有效的结果（包括必要时的强制执行）以及合理的成本。
我认为，我们需要深入理解当事人的诉求，特别是在发展和建立仲裁中心的过程中，必须明确用户所需与所求。我个人坚信，国际上对于上述黄金标准的理解同样适用于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国际仲裁。诸如贸仲、北京仲裁委员会、上海仲裁委员会等众多中国仲裁机构，均享有良好的国际声誉，且一直致力于达到最高国际标准。
关于中国企业在涉外业务的合同纠纷解决安排当中可能选择的方向，我认为，这一问题对国际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我刚才也有提到，如果中国的商业惯例和欧洲或其他国家不一样，不能简单地认为现行的程序就可以一成不变地套用和适用，中国的企业倾向于根据中国机构的规则进行仲裁，这是一种回归本土的趋势。我觉得这个并不奇怪。大多数当事人都会选择他们最熟悉的争端解决机制，语言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三、 诉讼、仲裁与调解之间的关系
法院、仲裁与调解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们并非孤立存在的元素，仅在必要时才产生交互。在此体系中，法院常被视为系统的基石，这一点往往被忽视。然而，所有这些组成部分均致力于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确保商业交易中的争议能够得到公正且高效的地解决，符合法治的核心价值与期望。
中国的仲裁实践为国际仲裁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商事法院仲裁、调解的发展，以及三者间关系的协调与跨国司法合作的加强方面。
2018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推动建立了商事纠纷“诉讼、调解、仲裁”一站式解决机制。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商事纠纷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可在合同中予以明确。我认为，相关规定给予当事人充分的机会，在争议出现时考虑如何解决。然而，遗憾的是，此类争议解决条款通常在合同谈判的最后阶段才被讨论，因此常被称为“午夜条款”。由于时间紧迫，往往错过了最佳讨论时机。但众所周知，仲裁协议通常是合同中的主要条款之一，根据英国法律，这些协议在法理上独立于其主合同。例如，多层级或多层次条款要求在开始仲裁前进行谈判，这可能是一种达成共识的建设性方式。若此类条款在结构上超出了善意谈判的简单要求，且要求不够精确，则可通过明确定义，提供一条在不诉诸仲裁或诉讼的情况下解决争议的途径。
例如，在诉讼程序开始前，可要求各方决策者举行会议，以在解决争议上达成共识。但此类条款或类似争议解决条款的效力相对有限，除非双方当事人明确规定相反内容。如规定仲裁前的步骤是开始仲裁的先决条件，不遵守则构成违约，并产生相应后果，但它不会剥夺仲裁庭本身的管辖权。此普通法规则亦在香港终审法院最近的一个案例中得到了确认。
此类条款还可用于规定仲裁员需熟悉中国商业实践，若中国商业实践是特定案件中的关键问题，则可授权仲裁庭根据全部证据裁决，或若认为交叉质证存在问题，可限制交叉质证。仲裁程序一旦启动，国际上似乎很少有仲裁员会进行调解。这涉及先调后仲或调仲结合的原则。其原因诸多，包括仲裁员的公正性可能受到质疑或导致裁决延误。若认为这些是问题，可通过仲裁之外的独立调解来避免，而不必耽误时间。至今，我一直在讨论如何制定一个各方均满意的程序。
但在讲座的最后，我想提出一个更普遍的问题——中国的经验如何能被用于改进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毕竟，中国在仲裁方面经验丰富。我认为，仲裁应被视为国家优先发展的机制。简而言之，哪些是我们已明确且能让国际商事仲裁体系做得更好、更多造福大众的因素？唐厚志先生在谈及他所处时代的挑战时，考虑了公众利益的问题，这也体现在他对调解的不懈倡导上。正如他曾向国际受众解释的那样，调解是中国国际仲裁的一大特色。事实上，1922年发布的国际商会第一批规则的A部分首先涉及调解，然后是B部分和C部分的仲裁。
今年2月，伦敦玛丽皇后大学举办了一场关于国际仲裁演变的小组讨论，会上亦提及了上述内容。其实，早在1922年的规则中，国际商会便预见到自身在和解或调解过程中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旨在达成各方均可接受的协议基础。若调解未能成功，当事人可自由转向仲裁或诉诸法院。在尝试达成调解协议的过程中，当事人的言行均不会影响其纠纷或纠纷的裁决。
仲裁历来是解决纠纷、确定权利的传统方式。然而，当前的仲裁实践中似乎呈现出一种相反的趋势，如西纳兹教授所言，有人正积极推动调解成为解决纠纷更为有利的组成部分或机制。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回归初衷，即寻求通过调解达成和解的愿望。
鉴于在座的各位均为经验丰富的专家，通过和解无疑有助于维持企业间的商业关系，节省大量时间与管理成本，并避免不可预见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如欧洲或非洲的企业中，这种做法有助于避免友好国家间的冲突与摩擦。
此外，我提出一个更为基本的理由：商业、贸易与金融对我们的实践至关重要，它们应在无不必要障碍的环境下发展，其监管与管理应有利于公共利益。
在准备今日讲座时，我查阅了一些法律专业网站，有一篇文章标题为“诉讼支出将增加，因案件数量增多”，其中提到许多大企业预计其复杂诉讼的预算将翻倍，以应对更为复杂、艰巨的案件。这对于仲裁从业人员而言或许是个好消息，中国现已在国际仲裁界占据重要地位。然而，我认为，如果案件数量增多或变得更加激进，并不利于商业的发展。若这种思维方式根深蒂固，最终所有人都将是输家。《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简称《新加坡调解公约》）在这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为执行当事人通过调解解决商业纠纷达成的国际调解协议提供了统一框架。签署该公约被视为一个国家对贸易、商业与投资承诺的有力表态。
个人认为，中国可通过多种方式促进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完善，正如我今日发言的主题之一，仲裁程序的改进仍有很大空间。中国无疑在仲裁各方面的发展日新月异，因此可在此方面提供诸多想法并作出巨大贡献。
在发言结束前，我想说，中国在促进当事人双方和解方面可能作出更为持久的贡献。我使用“和解或调停”一词，是因为它包含一系列从非正式谈判到正式调解程序的技巧方式，且不一定需要仲裁庭的参与。事实上，没有仲裁庭的参与可能效果更好。需要澄清的是，我并非建议每个案件的当事人都应和解。有些案件的诉讼请求可能缺乏法律基础，甚至具有投机性或欺诈性，我们应坚决反对。许多案件双方可能出于善意，但无法就权利义务达成一致，因此需要诉讼、仲裁、调解或混合使用。然而，事实一再证明，这一过程本身具有建设性，因为它使当事人关注真正的问题，并通过协议程序结束已开始的诉讼程序，从而使和解成为可能。
尽管如此，我仍建议调停或和解的方式应在解决当事人纠纷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并推动将其纳入当事人、律师、法官与仲裁员的考虑范围。若能做到这一点，将提出更多创新解决方案，更有助于促进贸易理解与共识。全球贸易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这种共识。
另外我要补充一下，随着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和解和调停的重要性，我相信会有更多有非常创意的解决方案将会自己涌现出来。在很多方面，我们的确在这样一个阶段，是一个创新的时代。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些创新应用于仲裁之中呢？包括解决纠纷的时候为什么把它应用进去呢？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呢？我们尽量获得全世界不同地方的贡献和方法，和最新的技术，这对于商业、对于贸易达成共识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这种共识对于全球贸易的继续是必不可少的。简单说，我认为，和解是胜于冲突，而且人人受益。
我想基于我在普通法司法管辖区的经历说两点看法：一是调解在商业争议解决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有助于当事人更好地理解自身的法律权利与义务；二是调解不应被滥用作为商事纠纷解决的拖延手段，如果当事人无法达成共识，商业正义的最佳维护方式是通过法院或仲裁庭的及时介入，依据法律原则推动争议的解决。
编辑：薛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