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10月17日至20日，2024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律周在海口举行。本届法律周为首次举办，由“一带一路”律师联盟指导，海南省律师协会、“一带一路”律师联盟海口代表处联合主办。活动主题为“法治自贸港·与世界对话”。来自境内外数百名法律界专业人士参会。
活动紧密围绕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大局，设置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治建设交流会、国际法律服务合作与发展交流会、国际商事调解交流会、“一带一路”法律服务交流会等八大法律交流会板块及主题沙龙等活动，着力宣介海南法治创新成果，探讨律师行业前沿话题和发展趋势，推动国内外法律服务业交流与合作，探索构建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律周首个主体活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治建设交流会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一带一路”律师联盟秘书长康煜，法制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孙志勇先后进行主旨演讲，聚焦“法治自贸港的建设与发展”这一核心主题，共谋自贸港法治新征程。现将他们的发言予以摘登，以飨读者。
以下内容是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的主旨演讲节选。
世界格局在变乱交织中加速演进。无论从哪方面看，世界面临的麻烦和挑战明显增大，不确定难预料因素不断增加。与40多年前打开国门时的国际环境有重大不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面临的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
以高水平开放赢得战略主动。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中国赢得战略主动的重大选择。
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无论从外部环境变化，还是从海南的实际情况看，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正处在“关键当口”。总的估计是，挑战大于机遇。有效应对挑战，并形成未来几年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发展条件与环境，面临重大考验。
一、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全球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格局正在出现新的结构性冲突与对抗：中美关系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欧洲安全秩序受到内外严峻挑战；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逐步成为过去式。由此，风险与挑战日益增多，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关键当口”。
二、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风险与挑战，海南自由贸易港实现“重要开放门户”的战略目标，需要对内外环境做出客观判断。
（1）挑战大于机遇。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海南要敢于直面挑战，主动应对挑战，善于化“危”为“机”，以形成高水平开放的重要突破。
（2）“一线”大于“二线”。“放开一线”是目标，“管好二线”是保障。“二线管住”服务于“一线放开”。要以自由便利为重大原则，以服务“一线放开”为导向实现“二线有效监管”。
（3）预期与信心大于具体政策。与具体政策相比，各方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预期与信心更具长远性、关键性、决定性影响。要在这方面尽快出实招、下猛药。
1.海南自由贸易港：挑战大于机遇
（1）地缘政治紧张，海南自由贸易港高水平开放面临更加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
——地缘政治风险成为全球投资者关注的首要因素，海南自由贸易港吸引外资困难加大。调研显示：地缘政治风险已超越了高通胀，成为了业内基金经理公认的最大风险。2023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12%。
——世界政治格局日益“阵营化”“集团化”，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对美欧资本吸引力有限。2022年，欧洲仅英国对海南投资3.5亿美元，美国对海南投资仅5.3万美元。
——安全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泛安全化、泛政治化逐步向亚太地区蔓延。印尼宣称：为了保护本土产业，拟对中国部分商品无条件征收100%到200%的保障性关税。
（2）地缘经济碎片化，海南自由贸易港高水平开放面临严峻挑战。
——全球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集中在地缘政治偏好一致的国家。2022年，政治利益或外交政策不同的国家间的投资从2013年的23%降至13%，尤其自2019年以来，这一趋势对制造业的影响更严重。
——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开放政策吸引外资的难度日益增大。2018-2022年，海南实际利用外资均呈增长态势，而2023年则同比下降12.1%。
——世界经济“碎片化”持续扰动产业链供应链。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2023年上半年，作为全球供应链活动指标的中间产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为48.5%，比前三年的平均值低2.5个百分点。
——地缘经济碎片化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需求和趋势增强。世界经济论坛（WWF）在2024年1月15日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显示，约70%的受访者预计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4年将加速；未来三年，86%的受访者预计地缘政治变化将明显使经济活动本地化。
（3）南海形势复杂严峻变化，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不确定性因素加大。
——南海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南海地区的单边行动日益增多。
（4）统筹发展与安全下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落地难度加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安全”出现44次。
——强监管下部分政策吸引力下降。例如，由于海南的私募基金可能会被利用为高净值人群向境外转移资产，相关对外投资开放政策审批被暂停。
——估计金融、数据等核心政策有可能被调整。以第三方支付牌照对外资开放政策为例。该政策已经上收到总行，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家外资第三方支付机构来海南申请这个牌照。
（5）自由贸易港政策落地迟缓弱化内外投资者的信心与预期。
——企业信心不足。2023年，海南新增市场主体174万户，35万户市场主体流失。
——中长期布局的预期下降。例如，2023年，海南市场主体数量378万户，是2018年的5倍，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比2018年增长4.7%；新设立外资企业同比增长31.5%，但实际使用外资额同比下降12.1%。
2.海南自由贸易港：具有独特优势
（1）地理区位优势。
——从全岛看。海南地处我国面向东盟最前沿与RCEP区域中心位置。但2023年海南对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800.9亿元，仅占全国的0.6%，而同期广西与RCEP成员国全年进出口3905.1亿元，是海南的4.9倍。
——从洋浦看。在《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明确的洋浦港西部陆海新通道区域国际航运枢纽的发展定位下，目前，洋浦港已开通内外贸航线48条（外贸25条、内贸23条），其中洲际航线3条。
但是，2023年洋浦港外贸货物吞吐量3624万吨，在全国24个主要沿海港口中排第20位，外贸货物吞吐量仅相当于广西北部湾港（19670万吨）的16.6%。
（2）土地资源价值潜力。海南拥有3.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但2023年单位土地面积GDP产出为0.22亿元/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广东的29.3%、台湾的14.8%、香港的0.91%、新加坡的0.46%。若海南土地资源利用效率达到香港的5%，将释放4万亿元的资本需求；若达到新加坡的5%，将释放8万亿元的资本需求。
（3）海洋资源价值潜力。2023年海南海洋经济规模（2540亿元）仅为广东的13.4%，单位海岸线海洋经济密度（1.3亿元/公里）仅为广东（4.6亿元/公里）的28.3%。若提高到广东2023年50%的水平，估计海南海洋生产总值将达到4500亿元左右。
（4）发挥“地缘优势+自由开放政策优势”叠加效应。“地缘优势+自由开放”，是迪拜的重要经验。在阿中资企业反映，区位优势突出、政策高度自由、税收成本低、人力资源丰富、金融自由等迪拜吸引中资企业落户并建立总部基地的原因。
3.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中国-东盟全面战略合作重要枢纽的战略目标
（1）在“总部基地”建设上出实招。例如，创新总部企业对外投资管理模式，对符合条件的总部企业，取消对外直接投资审批，实行备案制；灵活执行“居住满183天”等政策要求，可考虑把在东盟国家开展商务活动的时间视为在海南居住时间；支持企业建立“走出去”服务联盟，对走向东盟的总部企业提供法律援助、投资保险、直接融资、信用评级等一揽子专业服务，等。
（2）加快蓝色经济合作进程。要以打造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一体化的合作基地为目标，研究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蓝色经济行动方案，在尽快做大海洋经济的同时，在中国与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中发挥重要枢纽作用。
（3）谋划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与RCEP规则的叠加方案。例如，实现RCEP的40%原产地规则与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30%免关税政策叠加，使企业在RCEP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累计超过30%，就可享受“零关税”进入内地的政策。在此基础上，争取支持，将海南的加工增值30%免关税政策缩减到20%，就会增强对企业的吸引力，就会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在RCEP与中国大市场中的重要枢纽作用。
4.海南自由贸易港：与粤港澳大湾区“相向发展”
（1）夯实海南自由贸易港产业基础。
——弥补海南产业基础薄弱的短板。2023年，海南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0.87：1）与广东2021年的水平（4.43:1）存在较大差距。
——弥补海南市场主体少的短板。2024年，全国企业500强中，海南仅1家上榜。
——弥补海南市场发展滞后的短板。截至2024年3月底，全国共计成立49家数据交易场所。其中，广东和江苏的交易所数量并列第一，均为6家；海南仅1家。
（2）以“广东研发+海南应用”“广东产业+海南政策”推动港湾产业一体化。
——以“广东研发+海南应用”释放海南自由贸易港资源价值潜力。一是依托南繁、深海等特色资源，吸引广东农业、海洋科技研发企业在海南开展试验、转化、推广。二是实现广东数字技术与海南农业、旅游、医疗等既有产业嫁接。例如，在旅游领域，率先推广高等级自动驾驶、高阶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出租等商业应用场景，打造智能汽车商业闭环。三是合力促进港湾对海洋风能等清洁能源的共同消纳，合作发展虚拟电厂等能源产业新业态。
——以“广东产业+海南政策”增强港湾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一是依托加工增值30%货物内销免关税政策，支持广东农业龙头企业将进口、加工、保鲜、包装、研发等业务布局在海南，并建设冷链集配中心、深加工中心、交易中心等。二是依托离岛免税及“零关税”政策，支持广东企业在海南布局高端消费品生产和加工产业园，共同开拓国内及东盟高端消费市场。三是依托新增境外直接投资免征企业所得税政策，吸引广东企业将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走出去”总部。四是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政策，吸引企业以海南为总部，开展同东南亚国家在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服务等项下的自由贸易。
（3）以加强高层协调为重点，形成港湾“相向发展”的体制保障。
——建立港湾“相向发展”的联席会议制度。一是成立港湾四地主要领导组成的“相向发展”联席会议，负责统筹协调港湾“相向发展”的重大政策制定、综合指导、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等工作。二是借鉴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等经验，合作成立法定机构性质的产业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执行小组，负责制定专项规划及落实重点项目。
——探索建立港湾合作的干部与人才交流机制。一是建立港湾跨区域干部轮换机制与晋升激励制度。允许符合条件的大湾区公务人员或专业管理人才在海南担任重点园区的法定代表人或领导职务。二是建立港湾人才交流机制与一体化服务保障机制。推进高层次人才在就业、社保等领域公共服务一体化。
——加强协调，推进琼州海峡基础设施一体化。一是尽快实现琼州海峡两岸港口资源整合，以加强顶层协调为重点，明确各大港口功能及业务布局，在统一规划基础上实现“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统一管理、统一标准”。二是在徐闻等地合作设立“飞地”性质的保障物资仓储基地、集散基地，大力发展集中拼装运输业务。三是合作打造琼州海峡救助队伍与信息发布中心，整合应急救援资源，实现应急救援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5.海南自由贸易港：与香港金融合作
（1）合力发展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
——合力做大服务中资企业的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一是支持企业利用“外债项下自由可兑换”政策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二是促进香港债券承销机构在海南自贸港布局。
——合力拓展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主体范围。一是香港与海南共同发力，争取中央支持，支持内地地方政府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二是吸引东盟国家政府或企业及内地企业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三是在香港建立离岸人民币债券清算中心。
——合作发展面向内地居民的离岸人民币债券二级市场。一是制定海南与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联通机制。二是合作建立离岸人民币债券交易平台。三是适时设立离岸人民币债券特别监管区，推进“在特定区域经营离岸金融业务”等政策落地。
——合作开展离岸人民币资产产品创新。一是合作拓展离岸人民币债券产品的广度。二是用足用好“跨境资产管理业务试点”政策。三是合作深化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深度。
——合作推动离岸人民币债券立法。充分利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权，在坚持债券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参照香港等离岸债券规则，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离岸人民币债券条例》，明确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的资格、标准、程序、监管主体等。
（2）合作发展保险市场。
——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保险市场开放政策促进香港保险服务向内地市场延伸。预计到2030年，内地非寿险保费收入将由目前的6400亿美元增长到1万亿美元以上。若其中10%由香港保险机构服务，其市场规模将达到640亿美元，并由此实现香港保险市场规模翻番。
——开展重点领域的保险合作。一是推进双港健康养老保险合作。二是推进双港海事保险合作。三是推进双港自保合作。四是推进双港再保险合作。
——合作开发特色保险产品。一是开发面向东盟的航运保险。二是发挥香港金融科技优势合作开发面向内地的数字保险产品。三是设立联合保险投资基金合作开展保险项目。
——推动双港保险市场联通。一是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向香港更大程度开放保险市场。二是吸引港资保险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保险服务中心。三是制定实施更加便利的产业政策和外汇政策。
（3）合作发展投资基金市场。
——支持香港资管机构参与海南产业基金管理运作。一是支持香港资产管理公司参与海南省级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运作。二是支持双港金融机构合作设立面向东盟的产业基金。三是吸引香港资管机构与海南、内地投资者在海南合作发起产业基金。
——合作发展内地与香港、内地与东盟跨境资产管理业务。一是将海南自由贸易港纳入“跨境理财通”试点。二是吸引香港相关金融机构参与跨境资产管理业务试点。三是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金融机构与香港资产管理机构合作发行面向内地的资管产品。
——开展ESG（可持续发展）基金合作。一是合作开发ESG投资产品。二是依托巨大国内需求市场构建具有国际影响的ESG标准体系。三是合力推进ESG基金交易规则体系探索。
——允许香港资管机构参与海南基本养老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管理。建议争取人社部、商务部支持，取消《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中“企业年金法人受托机构、托管人、投资管理人应当经中国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并为中国法人”的限制，将香港强积金核准受托人纳入养老基金管理人目录、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名单，但仅对海南自由贸易港范围内养老基金、职业年金、企业年金进行管理。
6.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制度型开放新前沿
（1）在主动对接以竞争中性为重点的“边境后”规则上率先突破。
——明确提出“竞争中性”原则。明确提出海南自由贸易港实行“竞争中性”监管原则；确保内外资企业在准入许可、经营运营、要素获取、标准制定、优惠政策、政府采购中的平等对待，并确保对民企与外企不低于国企的相关待遇。
——按竞争中性原则规制国有企业。推动国有资本有序退出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房地产等竞争性行业；同时，支持国有企业建设以自身主业为主题的产业转移示范园区、产业合作园区等，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支持采取企业主导型模式，由央企国企主导产业园区的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土地征用、园区管理等。
——按竞争中性原则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政府采购规则。
（2）在主动对接CPTPP新兴议题中率先突破。
——主动对接CPTPP服务贸易开放规则上率先突破。率先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对接CPTPP实施精简透明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并以参照CPTPP率先落实WTO《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倡议》，形成涵盖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国内规制、承认、透明度、监管一致性等内容的具体可操作的“边境内”规制，在我国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中率先突破。
——主动对接CPTPP国有企业等条款率先突破。对接CPTPP国有企业与指定垄断条款，促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尽快形成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并倒逼形成国有企业改革、政府采购体制改革新路径。
——主动对接CPTPP知识产权保护等深度一体化议题率先突破。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对接CPTPP知识产权规则，完善以严格执法为重点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率先实现与国际公约全面接轨，以此形成吸引集聚优质创新要素的重要条件。
（3）在主动对接CPTPP、DEPA数字贸易规则上率先突破。
——在对接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上率先突破。主动适应国际数字治理规则演变新趋势，形成符合自身实际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数据跨境流动、利用、保护、流转等方面规则体系，以此形成企业集聚的重要条件。
——在数字信息保护规则上率先突破。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率先开展跨境数据自由便利流动与保障网络安全的平衡的探索试验，尽快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案例。
（4）在劳工等新一代经贸议题领域率先探索。根据WTO统计，截止到2023年底，各国签订的357份区域性自贸协定中，包括劳工条款的自贸协定占比31.7%；其中，南南国家之间签订此类协定的比例已达到四分之一左右。
未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可以借鉴越南等做法，率先探索实施国内尚未批准的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并加大对就业歧视、农民工等领域的权益保护执法力度。
7.海南自由贸易港：“早期收获”的务实行动
（1）将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的部分政策推向全岛。建议将乐城除“干细胞临床研究”外的其他医疗开放政策扩大到全岛；对标高精尖国际医疗与公共卫生水平，把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定位为“国际性医疗硅谷”；将“理工农医”类高校独立办学政策拓展到全岛，等。
（2）放宽境外专业人才在海南的执业准入。取消金融、会计、税务、仲裁等专业人才需要考试取得资格后才能提供服务的相关规定，改为备案制；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序扩大劳务市场对外开放”的要求，率先引入技能型外籍劳工，建立面向东盟的国际劳务市场。
（3）实施岛内居民购买进境免税商品正面清单。这是降低本岛居民生活成本、增强对自贸港发展信心的重要举措。建议封关的同时要明确岛内居民购买免税日用消费品的相关政策；有序放开免税市场准入，使各类免税经营主体在充分竞争中降低价格、提升服务质量；支持企业与香港联手共建免税购物产业链、供应链，降低某些免税商品价格，提高服务质量。
（4）实现数据领域有序开放。作为封关运作的重要举措，要实现国际互联网政策由重点园区向全岛推广；制定实施具体行业层面的数据出境规则，以企业数据应用场景为导向形成更有针对性、可操作的数据出境管理制度；在逐步扩大数据领域开放进程中，明确数据安全的监管重点，完善监管条件。
（5）将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缩减至30项左右。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最大重点是服务业市场开放。去年5月，中改院形成了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缩减的具体建议。在尽快缩减限制措施的同时，借鉴CPTPP，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与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合并。
（6）提升资源利用效益。可考虑在暂不调整行政区划的前提下，在全省规划统一的基础上，实现“土地利用统一、基础设施统一、产业布局统一、城乡发展统一、环境保护统一、社会政策统一”；尽快将农垦土地纳入全省统一管理。由此，既可明显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又可增加中长期财政来源。
8.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1）充分利用立法权。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赋予海南省人大的一项“超级立法权”，具有“基本法”“授权法”的基本特征。
——要尽快采取务实举措，加快立法进程，加快把法律红利变成法治红利，以增强各方对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预期与信心。
（2）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为基础形成高质量法律法规体系。
——按“最高水平开放”要求推进地方性法规体系建设。例如，在投资领域，形成全面放开投资准入、放宽市场准入等方面的具体法规。
——在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方面有实质性进展。率先围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等领域，运用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权开展变通性立法。
——适应高水平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要求推进立法体制改革。例如，在海南省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下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立法工作委员会；借鉴新加坡经验，善于运用国际公约及国际示范性条款，实现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
（3）以国际仲裁为重点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司法服务体系。
——以仲裁为重点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多元化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例如，吸引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在海南设立分支机构，支持其按照香港惯例和做法对国际商事纠纷案件开展仲裁服务。
——继续推进涉外审判体制机制创新。例如，鼓励聘请港籍法官、律师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担任公证员、司法鉴定员、法官助理等，开展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辅助工作。
——赋予当事人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适用权和选择权。主动开展跨境民商事案件的域外法律、规则适用试验，依法保障国际商事纠纷当事人自由选择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商事通行规则、商事惯例的权利。
编辑：武卓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