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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网特约评论员 李贤霆
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调解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强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挥好调解的基础性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这为我们正确解密60年经久不衰的“枫桥经验”，提供了绝佳启示。
在“枫桥经验”的叙事里，调解先行是“历史的选择”。60年前，“枫桥经验”就产生于依靠群众对“四类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在斗争中，注重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允许对方进行申辩。当时，人民群众用一句话颇为形象的话来形容这一过程：“武斗斗皮肉，外焦里不熟；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说理斗争、以理服人，这几乎就是“调解先行”在另一个时空的同义表达。之后的时光里，浙江枫桥的干部群众始终注重发挥调解的基础性作用，坚持基层调解、多元调解、联动调解的工作定位，逐步形成了镇、村、企全覆盖的调解组织网络，构建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专业、行业调解为依托，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结合的运作机制、运行模式和工作格局。近年来，浙江多地不断强化预防在前调解优先、依法调解、实质调解的理念，扎实推动调解工作创新发展，进一步完善调解工作格局，做好人民调解，做实行政调解，做强司法调解，做优行业性专业性调解，促进各类调解协调联动，进行了有益探索。浙江绍兴持续推进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线下整体入驻社会治理中心，将群众来立案大厅要求诉讼的事件直接前置至中心调处体系受理流转化解，以绍兴诸暨为例，今年以来，诸暨市全市诉前纠纷化解率为40.81%，同比上升9.88个百分点，万人成讼率持续降低。
在“枫桥经验”的场域里，调解先行是“第一道防线”。无论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基层都是一个充斥着社会矛盾和利益纠纷的特定空间。这些矛盾和纠纷不可能一股脑地涌入诉讼渠道，挤占稀缺的社会资源特别是司法资源。由此，调解成为了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基层社区常用的第三方纠纷解决方式。对于一个正在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中国来说，调解更是纠纷解决的重要“必选项”。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我国有14亿人口，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打官司，那必然不堪重负！”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而我国的调解制度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预防性法律制度，被称为矛盾纠纷化解的“东方经验”——“枫桥经验”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枫桥经验”的视野里，调解先行遇上“大有可为期”。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矛盾纠纷规模仍然保持在高位运行，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调解，不仅不会过时或者过气，还在不断“翻红”“上新”。面对指数级增长的网络消费纠纷，浙江余杭区市场监管局积极打造“网上枫桥”，2015年10月成立了全国首个网络交易纠纷调解处理中心——余杭区网络交易纠纷调解处理中心，2018年3月上线“网络消费在线调解平台”，能实时调取平台交易相关数据，具备三方通话和在线视频功能，做到纠纷调解全程在线展开，减少沟通时间成本，提升信息对称性，实现了信息互动和数据共享。平台上线以来，共调解纠纷126万余件，投诉初查反馈率、投诉办结率、举报核查率均为100%。在有世界“小商品之都”之称的浙江义乌，为切实解决涉外矛盾纠纷而设立的全国首家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外调委”）已经走过了第十个年头。外调委大胆采用“以外调外”的模式，聘请通外语、精贸易、有信誉的外籍人士参与涉外纠纷调解，有效增加调解的亲和力和公信力，成功调处涉外纠纷1185起，涉及金额1.29亿元，纠纷成功化解率达96%。
编辑：冀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