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攀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近日公布,共计60条,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原则、网络素养促进、网络信息内容规范、个人信息网络保护和网络沉迷防治等方面,细化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值得重视的是,条例直面未成年人网络内容保护制度体系的短板,针对“有利于”“危害”和“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网络信息,完善了未成年人网络内容保护制度体系。
第一,细化了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网络内容建设规定。条例一共使用了四次“鼓励”。其中两次都直接用在了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网络内容建设上,一次使用在第二章“网络素养促进”中,第18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研发、生产和使用专门以未成年人为服务对象、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规律和特点的网络保护软件、智能终端产品和未成年人模式、未成年人专区等网络技术、产品、服务……。”另一次使用在第三章“网络信息内容规范”中,第21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制作、复制、发布、传播……,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清朗网络空间和良好网络生态”。除了鼓励之外,本条例最大的亮点是明确了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网络内容的建设义务。体现在第20条将“提供未成年人模式或者未成年人专区等,便利未成年人获取有益身心健康的平台内产品或者服务”,作为“未成年人用户数量巨大或者对未成年人群体具有显著影响的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应当履行的义务。更为重要的是,第54条为第20条规定的建设义务设定了具体法律责任,不承担建设义务而“拒不改正的,并处10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5000万元以下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或者停业整顿、通报有关部门依法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同时也加重对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这些规定为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网络内容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第二,细化了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网络内容查禁规定。条例第22条重申和细化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0条禁止传播的信息,并且将“引诱自杀”扩展为“引诱自残自杀”。第25条增加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发送、推送或者诱骗、强迫未成年人接触含有危害或者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网络信息。”其中的“发送、推送或者诱骗、强迫”表述,细化了此类不法行为的具体类型,有助于让潜在违法者及时止步。条例并没有规定违反禁止传播信息的法律责任,因为可以直接适用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1条规定和刑法相关规定。条例的特色在于,第29条细化了“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对于用户发送违法信息的管理责任,详细列举了停止传输、防止扩散、记录、报告和对相关用户进行账号处理的具体要求。第30条规定公安、网信等主管部门发现传播违法信息的,应当要求“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处理。第56条规定对于违反第29条规定的,延续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9条的处罚力度,保持了对大型网络内容平台的震慑力。
第三,细化了对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网络内容进行限制和提示的规定。条例第23条第1款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中含有可能引发或者诱导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为、实施违反社会公德行为、产生极端情绪、养成不良嗜好等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的,……应当在信息展示前予以显著提示。”第2款规定主管部门“在前款规定基础上确定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的具体种类、范围、判断标准和提示办法”,这体现了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立法策略,明确了现在能够明确的基本规则,将限制和提示的操作难题授权主管部门通过行政规章来具体化。由于“危害”和“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内容,都属于对未成年人产生负面影响的内容,因此条例在第29条和第30条将对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内容的显著提示监督管理义务,同样落实到“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身上。值得注意的是,条例改变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将“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对于“危害”和“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内容进行禁止和显著提示的监督管理义务,规定相同法律责任的做法。在条例第56条中只规定了违反第29条第1款的法律责任,即只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对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网络内容进行禁止的法律责任。另外在第24条规定禁止在“专门以未成年人为服务对象的网络产品和服务”和“首页首屏、弹窗、热搜等处于产品或者服务醒目位置、易引起用户关注的重点环节”中,传播或者呈现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内容。同时在法律责任部分配合以第55条规定,设置了两档处罚,一般情况给予10万以下的处罚,而对于“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才适用与第56条相同力度的处罚。这是一种必要的制度精细化,区分了“危害”和“可能影响”二者之间的差异,有助于社会接受和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恰当适用法律规定。
条例的出台为解决未成年人网络内容保护两大难题提供了坚实基础。一是,条例将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网络内容的建设责任的落实到了具体主体上,并且没有采取一刀切的办法,而是采取了责任承担与其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力相一致的做法,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用户数量巨大或者对未成年人群体具有显著影响的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应该“提供未成年人模式或者未成年人专区等”。同样的,接下来还需要主管部门明确此类“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的范围和未成年人模式或者未成年人专区的建设标准。二是,在未成年人网络内容保护方面,“危害”和“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内容,二者确实存在程度差异性,需要制定体现差异性的治理规则,而这恰恰是国内外相关立法上的一个难题。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首先规定了查禁和显著提示的差异化治理措施。本次条例细化了二者的治理措施,把显著提示规则向前推进了一步。接下来还需要主管部门以行政规章的形式进一步细化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网络内容的判断标准和提示办法。
总之,本次条例出台使得未成年人网络内容保护为进一步细化落实打下坚实基础。这些制度措施的完善,必将为全面改善未成年人网络空间生态、促进未成年人健康用网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作者系西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西南大学教育立法研究基地网络教育立法研究所所长,重庆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法治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编辑:邢国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