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涉外法律问题研究 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

法制网记者 汪闽燕

　　“中国‘走出去’事业的发展正处在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不久前举行的北京市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暨中国企业“走出去”前沿法律问题研讨会上，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苏军说，中国政府和企业、东道国以及国际社会在加强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共同愿景，需要多方面携手努力，真诚合作，共赢发展，推动中国企业走出一条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应有的贡献。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各界应携手加强涉外法律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助力中国企业在海外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后，日益从理念落实为行动，截至10月底，中国已与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197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其中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还有不少发达国家公司、金融机构与我国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一大批合作项目落地生根，“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
　　但是，“一带一路”建设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廖凡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充满多样性和异质性，对中国具有不同认知，彼此之间存在冲突，有的甚至身处大国博弈核心，从而增加了国际合作的困难和风险。
　　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愈演愈烈的美国“退群式”单边主义，对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更是造成了冲击。例如，在多边层面阻碍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称WTO)争端解决机制正常运转，在双边层面大力倡导以互惠待遇取代最惠国待遇，在国内层面强化国内法对国际法的约束功能。
　　WTO上诉机构原主席、著名国际经济法专家张月姣在大会上作的中美贸易争端法律问题评析报告中特别指出，美国以《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国家安全保障条款）和《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为由，对中国等国家不断发起“232调查”和“301调查”，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从而达到其所谓美国优先的目的，这些行为都是违反WTO法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以及如何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就显得尤为关键。北京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萧有茂说，当前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经济法学者任务艰巨。既要深入研究既有规则，确保对外经济活动正常进行，又要加强国际经济治理，推动全球法治化发展。

中企走出国门遭遇法律风险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在对外投资中，中国企业经常遇到三类风险，即政治风险、法律风险和经济风险。政治风险，主要指由政权更替所产生的风险；法律风险主要指因环保、税收、本土化法律引发的投资争议；经济风险主要指经济周期性波动所引发的风险。
　　就如何应对这些风险的话题，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世杰以知识产权合规与法律风险管控为例，从微观管控和宏观管控两方面提出建议，认为中国企业需加强合规及法律风险体系建设，从源头上防控合规与法律风险，在“走出去”的实践中构建既符合国际先进实践，又符合国内制度的全面合规体系。
　　在研讨会上，来自实务界的中国电建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国际市场大项目开发总监杨会军、原协鑫电力高级法务总监刘学选、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风险管控与法律事务部总经理助理黄慧娜、中建材国际装备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总经理陈胜东等就国际工程的争议和主要法律风险进行分析，并各自提出了相应的应对建议。

加强涉外法律理论实务研究
　　“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需要法治的保障。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应该加强涉外法律问题研究，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法律专家学者应加强对国际形势和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法律，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法治保障。
　　萧有茂在研讨会上提出三点希望：一是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体现自身价值；二是要加快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加快域外法律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三是要加快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发挥研究会智库作用。
　　张月姣认为，当前国际经济法的研究要做到“知己知彼”，走出去解决实际问题；学术研究要接地气，从中国国情与问题出发，坚持问题导向，积极为政府、企业建言献策；同时注重培养具有法律、政治历史、人品、外语等综合高素质的国际经济法高端人才。
　　廖凡对于构建“一带一路”合作机制提出，在主权平等基础上加强政策沟通，确保合作各方互利共赢，借鉴全球行政法的“正当程序”要求，强化相关合作机制的正当性，坚持多边主义和“三共”原则（共商、共建、共享），强化“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的道义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