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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唐荣 李文茜 通讯员 张玲美 申露
字母组合“撞脸”知名商标，商品标签标注多家“躺枪”代工厂，被告辩称“名称被冒用”能否脱责？近日，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A公司系“CC”注册商标的权利人，该商标经长期使用在服装领域已形成广泛市场认知度。A公司发现，B公司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多款标注“CO”标识的服装，该标识在字形结构、字母组合及整体视觉效果上与“CC”商标高度近似。商品详情页面注明品牌方为B公司，部分实物标签印有“C公司·制造商：D厂”或“委托制造商：E公司”等信息。A公司认为，B公司、C公司、D厂、E厂均实施了生产销售侵权商品的行为，侵犯了其注册商标专用权，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B公司称，C公司、D厂与E厂系其冒用。其余三公司亦辩称其未参与侵权商品生产、销售，企业名称系遭冒用，并提交了在先生效裁判、调解书等维权证据。
法院审理认为，被诉侵权商品为侵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争议焦点为各被告是否为被诉侵权商品的生产者。
首先，根据销售平台的公示信息，被诉侵权店铺的经营者为B公司，B公司亦承认其为被诉侵权商品的生产者，故可认定被告B公司为被诉侵权商品的生产者。其次，被诉侵权商品上标注的真实且指向明确的企业名称、注册商标或可资识别的其他标识等信息，可作为认定生产者的初步证据。在权利人的证据可以初步证明涉嫌侵权人为侵权商品生产者且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情况下，涉嫌侵权人若主张该事实不存在，则应提供相应证据或其他充分理由以实质性削弱权利人证据的证明力并使其达不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否则，可以认定该待证事实存在。本案中，B公司虽称其冒用C、D、E主体名称，但未提供自行生产或委托第三方生产的证据。C、D、E公司虽提交在先生效裁判等维权证据，但该裁判的认定依据仅为B公司的自认，该案的自认对本案没有拘束力，不产生自认的效果，其他维权行为亦不符合常理。此外，B公司与C公司、D厂曾存在代工合作关系、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是C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结合被告间利害关系及商业逻辑（冒用不知名企业的名称需付出成本却无收益），上述抗辩缺乏实质证明力。综合在案证据，可认定B公司为侵权产品生产者，C公司、D厂、E公司为部分侵权产品生产者。
据此，法院判决，B、C、D、E公司立即停止侵权；B公司赔偿A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C公司、D厂在2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E公司在5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法官说法：
在电商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商标侵权案件呈现高发态势。部分商家为蹭流量、搭便车，通过“字母组合撞脸”“标注他人企业名称”等方式混淆商品来源，甚至在被诉后以“名称被冒用”推卸责任。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的核心难点在于如何穿透商品信息的“迷雾”，准确认定实际生产者。本案厘清了侵权产品生产者的认定路径，明确了各方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谨慎查明各被告之间的关系，严格审查被告自述以及维权证据，并在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准确把握证明标准的基础上，认定各被告为侵权产品生产者，公正平等地保护了境外企业合法权益。
编辑：徐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