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 慧眼观察
□ 张福坤
当前，全球数字化转型进程持续深化，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正深度重构社会生产方式和治理模式。数据要素的广泛渗透不仅重塑了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经济运行全链条，更推动了社会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变革。在此背景下，亟须推动数据要素的制度化激活，特别是推进数字政府法治化建设，构建涵盖数据确权、价值评估、流通交易和合规治理的制度体系。这既是激活数据要素潜能的核心抓手，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制度基础和法治保障。
数据从“资源”向“资产”的转化，需在法治轨道上确立其经济属性、使用路径与公共责任。而法治化数字政府，则为数据要素的流通利用构建了平台型治理机制与制度型运作逻辑。要真正释放数据要素的制度潜能、市场价值与治理效能，应重点从制度供给、市场完善和治理转型三方面系统推进。
强化立法与制度供给，夯实数据要素流通利用的法治之基。要进一步健全数据权属与公共数据管理规则。当前，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已初步形成数据全生命周期法治监管框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也通过分类共享、目录管理等制度打破“信息烟囱”。在此基础上，可加快出台《公共数据管理条例》，明确公共数据的定义范围、使用边界与归属权责，构建涵盖“采集—处理—共享—退出”的全流程规范体系，为数据的合法供给与合规利用奠定制度基础。
推动数据确权制度创新，适应数据自身的非物权属性特征。数据天然具备可复制性、非排他性、跨主体生成等特性，难以以传统“物权归属”逻辑加以界定。对此，应构建以可控性和使用权为核心的数据权属安排，引入互操作性原则，支持多元主体基于场景开展合法使用、协同治理与价值共创。各级政府应设立职责清晰的数据管理机构，明确其在数据统筹、资产管理、安全监管等方面的法定职能，确保治理责任与权限相匹配，真正实现“权责一致、法定有据、运转高效”的治理格局。
完善数据要素市场，推动数据资产化与市场化配置制度落地。以统一市场建设为核心，推动数据资产化与市场化配置制度落地。一方面，应完善全国统一的数据要素市场制度体系。当前，北京等地在数据资产评估、交易平台搭建方面已有初步试点，数据作为资产的可交易性初步显现，但制度层面尚缺统一规则体系、分类分级标准与交易合规机制。应在国家层面构建涵盖数据目录标准、合同范式、评估技术、信用体系的数据交易制度体系，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要素交易市场，打通数据跨行业、跨区域、跨平台流通路径。
另一方面，要推动公共数据市场化运营模式创新。政府持有的大量数据资源，在制度上长期处于“沉睡”状态，利用率与活化率偏低。可探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模式，在保障安全与隐私前提下，通过合规授权方式引入市场力量，实现公共数据的商业价值释放。如浙江实行“分级授权、平台流通”模式，推动政务数据服务产业创新；北京引入“数据收益凭证”制度，为企业参与数据价值链创造制度激励。此类机制不仅提升了公共数据的利用效率，也有助于培育多元数据供给体系，形成“政府—平台—企业”协同的生态结构。
以法治保障引领治理方式转型，推动数据驱动型政府治理机制成型。推动数据融入治理流程，实现治理逻辑数字化重构。数字政府的本质，不仅在于提升行政效率，更在于重塑公共决策与服务方式。应通过数据中台建设、治理数据资产管理、智能化模型分析等方式，实现数据在政务流程中的嵌入式运行。如天津滨海新区实现执法数据“采集一次、多端复用”；广东深圳“时空民政大数据平台”支撑应急资源调配，效率大幅提升。通过数据嵌入、任务驱动的方式，构建“智能感知—科学决策—精准执行”的现代治理机制。
要健全数据治理的法治保障体系，为数字化转型提供制度支撑。建议以《政务数据共享条例》为核心，配套制定数据接口技术规范、资源目录动态更新机制、数据安全脱敏标准等实施细则，通过标准化建设减少执行弹性，提升制度实效。同时，应构建“全流程可追溯、全链条可监管、全环节可追责”的政务数据治理体系，确保政府部门在数据共享、调取和应用过程中严格依法合规。在组织机制方面，要创新建立“业务需求牵引、数据资源整合、技术平台支撑”的协同治理模式，打破部门壁垒，提升跨层级协作效能。此外，还需完善公务员数字化能力培养体系，建立数据治理绩效评估机制，为政府数字化转型夯实人才基础和能力保障。
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数据不再是简单的信息资源，而是制度供给与治理逻辑重构的核心力量。总体而言，数字政府法治化建设，是实现数据要素价值最大化的现实路径，也是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生根的制度基石。面向未来，应持续完善数据基础制度与交易规则，强化数据安全治理能力，探索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机制，推动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更需统筹法治逻辑、平台技术与市场机制，协同塑造“数据—制度—治理”一体化格局，使数据真正转化为驱动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生产力。
（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西南政法大学刑事检察研究中心研究员）
编辑：康婧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