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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周末》记者 戴蕾蕾
近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公开披露了几起涉及婚姻家庭类纠纷典型案例。
《法治周末》记者梳理发现，这些案件涉及彩礼返还比例认定、婚后父母出资购房性质认定、共同还贷责任认定及家务劳动补偿主张能否获支持等焦点问题。
据顺义区法院杨镇法庭庭长张蕾介绍，2024年，顺义法院共审理婚姻家庭类案件1110件，较4年前增长15.63%，案件呈现涉诉主体年轻化、再婚化，财产争议复杂化，债务纠纷增加，离婚经济补偿与损害赔偿主张增多等特点。
顺义区法院杨镇法庭法官李琳向记者介绍了其中两起案件的裁判规则。
婚后父母出资买房款性质如何定
生活中，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夫妻间给予房产等情形比较常见。离婚时，房产的归属问题往往成为争议焦点。
2013年4月9日，张某与苏某登记结婚，后因双方感情破裂，张某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并主张分割双方在2014年购买的位于顺义区的一处楼房。该楼房购房价为53万余元，首付款16万余元，贷款总额37万元，贷款期限20年，借款人为张某、苏某，自2014年9月30日开始分期还款，已还本金及利息27万余元，待还本金及利息29万余元。
关于首付款，苏某称首付款是其父母支付的，应该还给其父母；张某认可首付款是苏某父母支付的，但认为是苏某父母为两人出的，不需要偿还。
顺义区法院审理此案时发现，房屋购买于双方婚姻存续期间，登记在张某、苏某名下，由张某与苏某共同还款，应属于张某与苏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就房屋的分割方式，因苏某主张房屋的所有权并同意支付张某折价补偿款，张某亦表示同意，故确定由苏某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并自行偿还房屋剩余银行贷款，苏某向张某支付折价补偿款。关于房屋的现值，法院综合考虑双方报价意见及房屋具体情况酌定房屋的现值为164万元。关于折价款具体金额，法院综合考虑房屋出资情况、贷款余额、还款情况等因素，参照离婚财产分割中照顾女方的基本原则，酌定苏某应支付张某折价补偿款68万元。本案中，关于苏某主张将双方父母支付首付款及贷款还款等归还诉求，因苏某现并无证据证明双方父母对房屋的出资性质为借款，且张某并未认可双方父母的出资为双方的共同债务，故双方父母的出资在父母未明确表示的情况下，应视为对双方的赠与。
在谈及此案的典型意义时李琳表示，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的性质认定需结合出资时间、产权登记、书面约定等核心要素综合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指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若一方父母或双方父母为子女购房进行出资，约定只赠与子女一方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法院将以出资来源及比例为基础，综合考量共同生活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情况等因素，判令房屋归其中一方，另一方给予合理补偿。父母若主张出资为借款，需提供借据、转账备注等相应证据，否则法院可能推定为赠与。本案中，苏某主张父母的首付款出资为借款，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未书面约定赠与苏某单方，故法院认为双方父母的出资及还款均为对双方的赠与，但对补偿价款进行酌定时对双方父母的出资情况进行了考量。
李琳表示，此类情况中需重点注意：一是出资性质模糊易引发争议，建议大额出资前通过书面协议明确“借款”或“单方赠与”；二是证据留存不足可能导致败诉风险，出资需保留转账凭证、沟通记录等原始文件加以证明。综上，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涉及复杂的法律认定规则，核心在于通过书面形式固定真实意思，辅以证据留存和产权登记保障。司法既尊重家庭自治，亦通过默认规则平衡各方利益，而事前进行法律规划是避免纠纷的关键。
离婚了，家务补偿怎么算？
小到一桌子热腾腾的饭菜、一身整洁舒适的衣服，大到子女抚养、老人照护……日常生活中，琐碎而繁杂的家务劳动，是家庭幸福的基础。不过，因为不能直接带来真金白银的收入，家务劳动往往被视作一种不计报酬的无偿劳动。
“全职太太”或者“家庭煮夫”，一旦离婚，家务劳动价值怎么算？
据了解，举证难，是家务劳动补偿落地的第一道坎，缺乏统一补偿尺度也是现实困境。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主张家务劳动补偿的一方需要提供足够证据，证明自己在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方面付出更多。但现实情况复杂得多。现实中，很少有人会在平时将家务劳动以证据形式固定下来，遇到照护对方父母一类情况，法庭上，老人可能因为偏袒自己的孩子而否认另一方的付出，导致举证难。
“折现”更是困难。在不同情况下，家务劳动换算出来的经济价值往往千差万别。此外，还有一些特殊情况。顺义区法院近日公布的一起典型案例显示，丈夫服刑十余年，2024年离婚时，妻子主张家务劳动补偿60万元。最终顺义区法院判令丈夫支付妻子离婚经济补偿5万元。
李琳介绍说，在上述家务劳动补偿案中，李某与田某于1987年登记结婚，于1989年共同育有一子。李某于1997年至2017年，在监狱服刑约10年，在此期间，田某独自照料孩子，并与李某的两个哥哥轮班赡养李某父母，共同出资为李某母亲办理丧事。2017年年初，李某出狱，但因为和田某感情不和离开家，偶尔回家，2019年双方正式分居。李某称其在做旧衣回收生意，目前还没有出货，也没有收入，之前做生意的收入也只够基本花销。田某称自己在家种地，只有每月1000元的养老金。
2023年，李某诉至法院要求离婚，田某不同意离婚，表示双方感情没有破裂，愿意给李某一次机会，故法院未支持李某的离婚诉请。后李某于2024年再次诉至法院主张解除与田某的婚姻关系，田某不同意离婚，但主张如果法院判决离婚，要求李某支付其经济补偿金共计60万元。
顺义区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自2019年开始，双方便不再共同生活，且从双方当事人陈述来看，自上次诉讼案件判决之后，夫妻感情并无修复或改善，双方在生活上已经不再相互关心、扶助，故法院认为双方夫妻关系已无维系之必要，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对李某要求离婚的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田某要求李某给付其经济补偿金的诉求，民法典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
本案中，李某在监狱服刑多年，对婚姻及家庭生活付出较少，在李某离家期间，田某对家庭，特别是对老人、孩子的生活起居、精神关怀等方面承担较多，李某对于该事实亦予以认可，故顺义区法院对于田某要求李某支付离婚经济补偿金的诉请予以支持。综合考虑双方婚后生活情况，田某负担家庭义务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以及李某的支付能力等各方面因素，酌定判令李某支付田某离婚经济补偿5万元。
李琳介绍，该案例明确将一方因特殊原因（如服刑）长期缺位导致的家庭义务转移纳入“较多家庭义务”的认定标准，拓宽了家庭贡献的认定场景，同时考虑给付方负担能力对补偿金额予以调整，使裁判结果兼具合理性与可操作性。此外，本案传递出法律对家庭内部无形劳动价值的尊重，通过经济补偿矫正传统分工模式下弱势方的利益失衡，彰显民法典维护婚姻实质公平的立法宗旨。
据了解，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是民法典对离婚时权利义务平衡的重要制度设计，其核心在于对婚姻存续期间承担较多家庭义务一方予以公平救济。具体来说，夫妻一方有证据证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负担较多家庭义务，离婚诉讼中主张经济补偿的，可以综合考虑负担相应义务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对双方的影响以及给付方负担能力、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素确定补偿数额。
李琳表示，从法律适用层面分析，离婚经济补偿的成立需满足 三项要件：一是主张方需证明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存在“负担较多家庭义务”的事实，在证据方面，可提供接送上学、陪伴游玩、学校沟通等证明对子女的付出，提供就医记录、购药凭证等证明对老人的照料，提供与另一方的沟通情况，证明对另一方的协助，但在另一方明确认可自身为家庭付出较少的情况下，则可减轻举证责任；二是该义务的承担需达到超出合理分担程度的明显不对等状态，如另一方在家庭中长期缺位即为双方对家庭付出明显不对等的显著情形；三是补偿数额需综合考量婚姻存续时长、义务付出强度、当地经济水平及双方经济能力等因素进行主张。
编辑：冀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