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法治周末》记者 孟伟
近日，山东一名12岁小女孩被查出感染HPV且有半年性生活史的新闻引发热议。
有网友爆料称，该女孩半年前曾因阴道炎就医，然而当时的医生并未报警。涉事医院和医生是否涉嫌违反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引起网络讨论。
202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国家监察委员会、教育部等九部委出台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是指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在2021年6月施行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强制报告制度得到进一步的确认。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苑宁宁表示：“强制报告制度已建立4年，旨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要求特定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侵害时，必须向有关部门报告。然而，目前该制度在实践中的知晓程度却不容乐观。”
何种情况应强制报告需要明确指引
在此次山东女孩感染HPV事件中，医生是否应当在发现12岁未成年人有阴道炎时立即报警，是不少人关注的热点。有网友认为，如果当时医生就报警，可能该女孩就不会出现HPV感染等问题。
这也就引申出一个问题，什么情况下，必须进行强制报告？
《意见》第四条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情况包括：未成年人的生殖器官或隐私部位遭受或疑似遭受非正常损伤的；不满十四周岁的女性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害、怀孕、流产的，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少年儿童研究中心主任童小军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指出：“12岁女孩患有阴道炎能否与有性经验划等号是此次热点事件中医生是否应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关键。”
苑宁宁补充：“还需要看女孩在因阴道炎就医时，通过就诊记录、病情询问、检查检测，医生能否判断出其疑似被侵害。”
对此问题，记者采访了一名妇产科的医生，她表示：“引发阴道炎的原因有多种，个人卫生不良或者在有污染的水中游泳都有可能引发阴道炎，与性生活的发生并无直接联系。”此外她还表示，未成年人因此类疾病就诊时，医生一般不会采取内诊或器械检查，一般问诊很难发现患者是否有性经验。
苑宁宁指出，在实践中，医生可能从专业技术上无法判断未成年人是否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情况”，以及无法确定是否需要报告。
他向记者透露：“曾有三甲医院的法务科向我咨询，他们收诊的一个有躁狂症的孩子出现了疑似使用过量镇定剂的情况，医生无法确定究竟是孩子主动服用，还是父母为了让孩子情绪稳定强迫孩子服用的，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判断是否需要报告。”
在苑宁宁看来，当前由于缺乏明确的操作指引，医务人员在面对复杂情况时可能不知所措。对于医务人员而言，在知晓报告制度后，具体的强制报告义务单位（如卫生健康部门和医院）需要制定标准化操作指引，明确在达到何种程度时医生应向所在医院报告，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应向公安机关报告。
童小军也提出相似的观点：“强制报告制度的有效落地，要求强制报告范围内的专职和专业人员具备多方面条件。部分医生缺乏对儿童疾病与侵害关联的敏感性，不清楚特定年龄儿童患某些疾病的异常性及报告必要性。他们要有相关意识，做到懂法懂政策，明确自己应承担的责任，知晓在发现问题时要进行报告，并且清楚应向何处报告。建议通过培训提升相关人员的履职能力。”
部分医生、老师不了解强制报告制度
《意见》第三条明确了有强制报告义务的主体，主要包括：居（村）民委员会；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等教育机构及校车服务提供者；托儿所等托育服务机构；医院、妇幼保健院、急救中心、诊所等医疗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救助管理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旅店、宾馆等。
医院和学校在强制报告中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而记者采访发现，市级及县级医院中，部分医院急诊科的大夫甚至都不知道强制报告制度的存在。
“值班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被3个男生抱进急诊室，他们说女孩是低血糖晕倒了，我们发现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最后也没有抢救过来。后来才了解到女孩有吸笑气的习惯，也不知道她是自己吸还是被迫吸。最后我们只是喊家长到医院来，家长也没有报警。”某基层三级医院急诊科的医生杜月（化名）经常遇到因醉酒、自杀等原因到急诊室的未成年人，但基本没有过报警行为，他也不了解医生有强制报告义务。
某小学的校长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发生学生疑似被家暴或疑似遭受性侵害等情形，我们一般选择与家长或者辖区派出所联系。但不了解强制报告制度，也不知道学校对未成年人有强制报告义务。”
所幸，有的医院对强制报告制度执行得比较好。一名二甲医院的管理人员明确告诉《法治周末》记者：“遇到未成年人有被家暴、怀孕的情况，我们第一时间会报警处理。这种报告义务是强制性要求，不报警会违法。”
记者注意到，除了《意见》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外，医师法也要求，发现患者涉嫌伤害事件或者非正常死亡，医师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所在医疗卫生机构或者有关部门、机构报告。
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孙雪梅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提到这样一组数据：根据女童保护2022年儿童防性侵法律相关知识普及调查显示，受访者中“51.69%的人表示不知道强制报告制度，还有23.58%的人只是听说过但不了解，当问题进一步具体到是否知道强制报告制度的义务主体时，不知道的比例提升到了56.92%”。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主任李红勃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强制报告制度在制度层面已经比较完善，但在落地执行层面还需进一步推动，“强制报告制度系统性培训和推广力度不足，部分人员缺乏法定职责意识，认为报告是热心行为而非强制义务，导致责任意识淡薄”。
“之前我在内蒙古调研时了解，曾有13岁的女孩到某县医院做堕胎手术，医院未进行报告而是收钱做了手术。当地检察院日常排查时发现了该问题，向卫健委发出检察建议，最终该医院院长被追责。当地用这个案例给医疗系统进行了全面普法。”李红勃说，应致力于激活现有法律已赋予的责任及相关执行手段，以推动强制报告制度的有效落实。
引导责任主体履行强制报告义务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未成年人检察厅）厅长缐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近年来，各相关部门加强配合，合力推动，取得了明显成效，强制报告案件数量逐年提高。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涉案线索源于强制报告的3700余件。
近些年，为推动强制报告制度的落实，最高检发布多次强制报告制度相关典型案例。
2024年7月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共同发布了一批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典型案例。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到，医疗、教育、住宿经营等领域严格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对及时发现、有效制止侵害成年人犯罪具有显著成效。
2022年，为进一步推动强制报告制度落实，引导负有强制报告义务的单位和人员依法履行报告义务，最高检还曾发布一批因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被追责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中，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相关单位和人员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处分、批评教育。
其中有一起私营医疗机构接诊怀孕幼女不报告，导致未成年人持续遭受侵害的案例。
2020年12月，孙某汝与孙某某（女，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认识。自2021年2月起，孙某汝在明知孙某某未满14周岁的情况下，多次奸淫孙某某致其两次怀孕、流产。经查，孙某汝曾于2021年10月带孙某某在辽宁省东港市某门诊部做人工流产手术。该门诊部妇科医师季某某在明知孙某某为未成年人，无监护人陪同、签字确认的情况下，为其进行人工流产手术，且未向公安机关或有关部门报告该情况。另据查证，该门诊部不具备开展计划生育手术的执业资格许可。
东港市卫生健康局对涉事门诊部处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两万元的行政处罚，并注销相关科室；对医师季某某给予暂停六个月执业活动的行政处罚。
最高检发布的也有学校管理人员发现教师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线索压案不报、私下组织“调解”，造成恶劣影响的案例。因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瞒报教师侵害学生案件线索，某学校相关校长、副校长均被免去职务，并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典型案例并不缺乏，但为何在实践中相关人员对强制报告制度的执行力度不足？
李红勃告诉记者：“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负有未成年人保护职责人员未履行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主管部门或所在单位处分，主管部门包括卫健委、检察院等，处罚依据为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或事业单位处分规定。”
他表示：“典型案例应具有警示意义，但目前对医护人员及教育工作者的处罚多为职务处分，力度可能不足。建议各主管部门对相关人员进行针对性培训，如教育部门管理学校、卫健委管理医院，明确报告情形及后果，避免形式主义。”
苑宁宁还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意见》中，未履行报告义务应承担的后果界定比较模糊，且不同行业相关法律规定与未成年人保护法未完全衔接，导致在追究责任时存在法律规定供给不充足、不衔接的问题。
苑宁宁建议教育部门督促学校建立儿童保护制度，包括提升师生保护意识、培养案件发现能力、建立接报制度；卫健部门应确保医院设置相关部门及人员，宣传法律，明确医护人员报告职责。
童小军也认为，在学校、医院以及各类活动中心等系统内，都应设置处理儿童保护事件的部门或岗位，配备专人负责接收报告。相关单位和部门需不断提升相关人员的能力，以确保责任主体能够切实履行强制报告义务。
编辑：康婧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