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填补

武汉大学法学院雷昊楠在《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5年第2期上发表题为《算法整合类并购控制制度研究》的文章中指出：

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链供应链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我国并购审查工作高度关注数字平台、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新型并购。算法整合类并购作为一种新型并购，是指收购方为了获得被收购方的算法技术，以提高自身算法技术水平而实施的并购，通常表现出三类特征：根据类别划分，算法整合类并购可以分为显性算法整合类并购与隐性算法整合类并购；根据算法功能来看，并购参与方的算法必须具备异质性；从机制层面考虑，并购参与方相互无法识别对方的算法机制。算法整合类并购在促进参与方算法技术功能拓展、技术升级的同时，也会损害市场竞争。其强化了并购前后的双向协同效应、降低单边效应产生的门槛、不当增强用户锁定效应，并且产生“数据价值+算法工具”结合的新型竞争损害，亟须介入反垄断规制。

然而，传统的并购控制制度虽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完善，但未对算法整合类并购等特殊并购类型予以回应，存在三个方面的局限性：一是尽职调查程序的垄断风险未落入并购控制制度范畴内；二是并购审查受制于算法整合类并购阶层与场域的双重隐蔽性；三是事后监管无法剖析算法整合类并购与竞争损害的关系。

现有的反垄断事后监管局限于外在风险防范，即通过对外在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作出专门性的规定，进而为反垄断执法机关提供指引。沿用外在风险规制方式很难全面明晰算法整合类并购与反垄断规制的内在逻辑。事实上，算法整合类并购与并购控制制度的根本联系并非位于外在垄断风险层面，而在于算法整合类并购在功能导向推动下与并购控制制度产生的内在耦合。我国应通过明确算法整合类并购与控制权变更的内在关联、算法整合行为嵌入竞争损害分析中的优势以及“数据+算法”的双重整合要求反垄断规制实现转型三个方面，进一步厘清算法整合类并购的功能导向与并购控制制度的内在逻辑。

算法整合类并购产生的竞争损害覆盖了并购审查事前、事中与事后全过程，故应分别从事前申报环节、事中审查环节与事后救济环节三个阶段填补当下并购控制制度的缺漏。在事前申报环节，通过构筑企业披露制度初步识别算法整合类并购；在事中审查环节，附加算法可整合性审查与“独立产品”标准分析以提高审查的精确性；在事后救济环节，利用实质性算法业务导向的分层救济方案全面防范算法整合类并购的衍生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