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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杨幸芳 王冠男
6月14日，以“数字时代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为主题的北京知识产权法研究会2025年会在北京召开。此次年会在主题演讲环节设置了著作权保护议题，并设定了“数字时代著作权的严格保护”的分论坛，众多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家学者、实务从业者共同探讨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如何筑牢著作权的保护防线，以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侵权挑战，实现激励创新与促进知识共享的利益平衡。
数字时代著作权保护面临的挑战
在数字时代，著作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变革。一方面，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催生了新的作品形式和创作模式，极大地丰富了文化表达的多样性，为创作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和传播渠道。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给著作权保护带来了新的挑战。新的作品形式和创作模式不断涌现，对著作权的界定和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环境下的侵权行为变得更加容易且隐蔽，侵权形式日益多样化，从简单的复制粘贴到复杂的深度伪造、AI生成内容侵权等，给著作权的保护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腾讯集团法务部专家法律顾问谭乃文认为，当前数字内容产业面临盗版与技术发展的双重挑战:正版内容上线即遭盗播，短视频平台合集式传播严重分流用户，搜索引擎成为盗版内容集散地。这些侵权行为不仅造成巨额经济损失,更削弱了产业创新动力。爱奇艺法律部高级总监胡荟集提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影视版权保护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搜索引擎盗版网站已形成规模化黑色产业链，短视频平台影视解说内容持续泛滥，而新兴的AI解说应用程序更实现了侵权内容的批量自动化生产，这些都对正版影视内容造成了严重的流量分流和经济损失。
哔哩哔哩法务经理徐钢提出，短视频技术催生了三类“二创内容”：合理使用、模糊地带和过度使用，平台面临内容混杂而带来的治理困境。由于识别技术限制导致的处置迟延，往往会被权利人利用进行证据固化。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诉讼负责人张莉莉认为，当前版权诉讼存在四大异化现象：管辖任意性、天价索赔、禁令滥用及过度过滤要求。这些现象不仅浪费司法资源，也不利于著作权保护的合理实施。
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管育鹰在分论坛上表示，“保护著作权就是保护文学艺术领域的创新文化原创力，严格依法保护应坚持利益平衡原则，既要惩治故意侵犯，也要防范程序滥用”。
数字时代对著作权真创新的严保护
在数字时代，对著作权中真正的创新进行严格的保护尤为重要。真正的创新，无论是新颖的艺术表现形式，还是具有深度和价值的内容创作，是推动文化多元性和社会进步的动力。严格保护这些创新成果，能够为著作权人提供一个公平的创作环境，激励著作权人持续投入精力进行高质量的创作，形成更加有序和健康的产业生态。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新的作品形式和创作模式不断涌现，使用数字技术创作的成果能否构成作品？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国柱提出了著作权法的人本主义立场。他认为著作权法保护和激励的是由“人”创作和传播的作品，即使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的今天，“人”仍然是作品创作和使用的决定性主体，这与机器学习和训练使用数据有本质区别，区分“数据”和“作品”的属性对于解决著作权法中的新问题至关重要。
北京知识产权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陶乾深入剖析了基础训练模型使用的数据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她认为，作品的本质是信息，数据是信息的载体，因此数据是作品的载体之一。著作权法下作品的使用指向的是“表达性使用”。模型训练抓取的是数据而非作品表达，其目的在于掌握符号分布规律而非理解作品思想，因此不属于表达性使用。从著作权法的维度，著作权法所控制的行为是对作品的使用行为，即表达性使用，而非对作品载体的数据的使用。
针对数字时代的法律应对，北京知识产权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国瑞认为数字时代下，著作权保护的法律应对需要法律从业者与技术专家协作处理专业问题；在保护标准方面，他认为应对作品创作水平实施差异化保护。
在实践中，惩罚性赔偿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手段，对于维护创作者权益，遏制侵权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明确规定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中规定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故意及情节严重的认定、计算基数和倍数的标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审理指南》进一步细化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标准和具体操作流程。
谭乃文提出，文化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代表，对于严重侵权平台，加大判赔金额以及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力度，才能真正震慑盗版、遏制侵权。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才能保护创作者权益，激励优质内容生产，才能推动中国影视文化繁荣与出海，真正守护文化创新的未来。
北京互联网法院知识产权法官会议副主任、法官张倩认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应完善适用指引，明确该制度“预防相同侵权人或同类型侵权发生”的目的，严格依法适用，并要求当事人提供充分的依据，确保惩罚性赔偿制度规范适用并发挥实效。
数字时代著作权保护需平衡各方利益
对著作权进行严格保护的同时，需要结合个案场景、侵权情况、技术背景等问题平衡各方的权利和义务。避免出现因过度强调某一方权利而导致另一方义务过重的失衡局面，在维护知识产权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保障整个创新生态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实现各方利益的和谐共进。
徐刚认为,著作权保护的核心在于平衡创作者私权与公众表达权，过度倾斜将损害表达自由。胡荟集建议加强对AI技术引发的版权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共同构建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版权保护新范式。
北京知识产权法研究会信息网络与数据法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市融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吴凡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用户信息披露是实现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直接侵权人三方利益平衡的关键点。她建议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第三方监管机制、行业协会指导企业建立合规信息披露的内部流程等方式，有效打击侵权行为，保护用户隐私，防止权利滥用。在必要措施方面，她建议采取差异化处理原则，需结合个案场景、侵权情况和技术可行性等方面进行确定。她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适当的审查义务将成为趋势，但应以“明显侵权”为判断标准。
北京知识产权法研究会常务理事、著作权法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主任李伟民认为，著作权法的核心在于平衡创新激励与合理使用，这一理念应贯穿于人工智能内容保护、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界定等各个领域。
北京知识产权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刘瑛表示，通过法律规则的完善，技术手段的创新和多方共治的生态构建，实现创作者权益保护与产业创新发展的良性互动。只有在严格保护和开放共享间找到平衡点，才能为数字时代的内容产业创造更加繁荣的未来。
编辑：武卓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