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夏季商法论坛举办

法治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王冠男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在公司资本制度与治理结构领域进行了系统性改革，其中非货币财产出资规则与董事责任的完善成为两大核心亮点。该法新修订后，自2024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以来，在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明确有关问题的法律适用。6月21日，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吉林大学法学院在吉林大学举办了第四届夏季商法论坛暨“新公司法司法解释修正”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非货币财产出资”和“董事责任”这两个主题，积极建言献策。

非货币财产出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八条新增股权、债权为出资财产，《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第六条将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纳入可以出资的范围。就非货币财产出资规则而言，需要进一步明确非货币财产出资范围、建立科学的评估作价机制、规范新型财产出资的权属转移与风险分配等问题，以完善公司法司法解释，并实现法律文本到实践的准确转化。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冯果认为，人身专属赔偿权、约定不得转让的债权、无基础法律关系的债权不得作为出资，未来债权等债权则应在满足相应条件后才可作为出资。他建议应明确“可货币估价”标准，特别是对于未来债权，或有债权、不良债权等，评估标准和方法需要细化，以尽可能准确评估债权的真实价值。同时，应明确“可依法转让”要件，包括明确转让的具体法律要求及其对出资效力的影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徐强胜认为，难以及时实现的债权，不宜作为出资方式。他提出了出资债权确定性的实现路径：一是限定出资债权的范围，二是明确出资股东的保证义务与责任，三是公司有权利及时处理出资债权引起的问题。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葛伟军提出应区分出资债权抵销与债权出资，完善对第三人的债权出资规则。

针对数据出资的内容范围，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蒋建湘认为，数据出资内容应当依托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制度框架确定，同时重点解决数据产权在出资场景下的适格性认定、操作规则设计和程序保障机制构建等问题。

面对知识产权出资价值确定困难、权利瑕疵风险高等困境，法制日报社全面依法治国智库负责人、北京知识产权法研究会副会长杨幸芳建议，应完善知识产权评估与交付验收规则，明晰评估机构范围，细化知识产权出资后侵权、失效的处理规则，并结合不同知识产权的特点进行分类规制。对于所涉出资不实纠纷，股东之间的纠纷原则上尊重意思自治；公司与债权人的纠纷注重保障债权人的权益，尤其是侵权之债的债权人的权益，一并结合评估价值与交付后实现的价值来认定股东的实际出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了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友苏认为，股权与债权的价值具有不确定性，评估作价相对复杂，但其评估作价具有公司自治的成分。司法解释就其评估作价需要明确两个问题：一是评估作价的方式应允许多元化；二是明确评估作价的相关程序与出资责任抗辩权的关系。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艳梅基于司法实务观察认为，非货币财产出资存在相应的“约定暗礁”，而立法应秉持出资形式严格法定、出资真实到位、不能出逃出资的价值遵循，增设“公司经营有益性”标准。由于公司自身过错未及时主张权利导致债权出资失效的、不可抗力导致权利无法实现等情形，皆由公司承担损失，应及时启动减资程序。发生法律上或事实上履行不能，或者出资的非货币财产不适于强制执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的情形时，股东也可以用货币出资代替非货币财产出资。

董事责任

就董事责任而言，如何准确理解董事的责任，如何落地违反董事勤勉义务、忠实义务的责任等，关系着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市场秩序的稳定以及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准确理解并落实董事责任，有助于构建一个公平、透明和高效的商业环境，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肖海军认为，董事在履职过程中存在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或者未采取必要措施避免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是认定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判断标准。董事违反忠实义务，应承担非法、不当所得归入公司，对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等民事责任。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彦晶提出，可以构建补充责任以完善复数董事责任的分配。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朱义坤认为，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接管了相应的董事会治理工作，应重构董事会“智慧治理”的问责机制。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洪磊认为，应采取引进董事失格制度、引入董事惩罚性赔偿并规定最低赔偿数额、退还从公司获得的报酬、完善背信的刑事责任等措施补足董事忠实责任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赵磊认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是一种特殊侵权责任，属于公司对第三人侵权责任。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吴日焕认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并非单纯的职务侵权责任，而是公司法上特别的法定责任，应以违反信义义务、职务执行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作为责任发生的要件。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曹兴权认为，在董事对债权人直接责任认定中，应当对“执行职务”“他人”“损害”“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以及责任形态等规范进行限缩解释。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刘斌提出，应进一步明确何为故意或重大过失，限定公司管理事务行为与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形态。

公司濒临破产或在破产程序中，存在的公司资产状况恶化、董事掏空公司甩掉债务等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处长林一英从董事授信义务的对象、濒临破产公司董事对债权人的义务模式等多个角度解析了破产临界期董事的义务与责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贺丹提出，应注重研究公司濒临破产时董事义务产生的时间、公司出现破产原因后董事未履行申请义务的连带责任范围和公司集团破产时的董事义务。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刘冰认为，企业破产中董事主要存在破产配合义务、公司清算义务和维护资本充实的义务与责任。

公司法的未来面向

法律制度的设计应理念先行。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范健阐释了董事责任是特定理念下选择性的制度安排，他提出，董事责任设定应遵循现代企业制度的价值导向与基本原则，商法理念下的董事责任应为有限责任、受托责任、规范报酬下的适当经济处罚责任、严格的刑事和行政责任。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郑佳宁认为，董事责任问题的核心争议与待解难题主要集中在责任性质的分歧上，针对这一问题应当立足中国法治现实，设计符合本土实践的责任规则。

法律制度的设计也应注重法理研究和有比较法视野。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沈朝晖 对 董事违反忠实义务归入责任的理论渊源进行了介绍。天津大学法学院教授温笑侗 对 日本公司法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进行了解析，认为其立法目的为 保护第三人而强化董事责任。

在实务发展层面，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法官王小磊提出，股权、债权作为非货币出资的两种形式，相较货币出资与动产、不动产非货币出资形式，具有价值不确定性、履行风险性及缺乏公示外观性的特征。这种特殊性衍生了股东与股东、股东与公司、债权人与股东之间有关于出资纠纷的诸多诉讼，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九条规定未经合法评估的股权导致股权出资价值与实际价值存在差额的，视为股东未完全履行出资外，新公司法及现行司法解释未就股权、债权出资不实的法律后果、补足出资的法律形式、未足额出资的救济途径等作出一般性规定。王小磊建议，既然新公司法已对股权、债权出资的合法性进行了确认，司法解释修正过程中应该注意到且不能忽视股权出资、债权出资所涉的审判实务问题，并就相关问题出台相应解释，以适应审判实务需求、发挥对商事主体的投资引导作用。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安安指出法律协调的重要性，应当重点关注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与民法典间的衔接问题。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傅穹表示，公司法的核心问题始终围绕人性与规则展开，历史经验虽可借鉴，但解决方案更需立足本国实际。公司法应坚持自主创新，在吸收国际经验的同时，探索适合中国本土的治理路径。通过多方共同努力，中国公司治理有望在法治化、市场化方向上取得更大突破，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