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字技术增强法治实施效能

□ 姜伟

2024年是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30周年，更是中国数字法治建设起步30周年。数字法治成为《中国法治实施报告（2025）》的特点和亮点，几乎每个部分都阐释了数字法治的发展状况。

数字法治作为现代法治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正在深刻重塑法治实施的方式，推动法治实施的模式变革。数字社会治理与传统法治在治理逻辑、对象特性及手段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数字空间的复杂性和技术手段的依赖性。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嵌入法治实施过程是大势所趋、历史必然。借此机会，我分享几点观察和思考。

一是数字技术嵌入法治实施的必要性。数字法治的实质就是以数字技术赋能法治建设并嵌入法治实施过程。数字技术的嵌入是法治实施体系在数字时代有效运转的必然要求和基础支撑，源于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内在需求。现代社会产生的数据量呈指数级增长，人工监管的速度与大数据规模不匹配，AI系统的运行速度和数据吞吐量远超人类处理能力，传统人工方式难以有效处理、分析和利用这些数据以支持法治决策和行动。进入数字时代，人们的行为模式发生变化，经济活动、社会交往、违法犯罪日益网络化、数字化，传统法治手段无法有效覆盖和应对。数字经济已成为发展的核心引擎，其规则制定、纠纷解决、市场监管等都需要数字化的法治工具和平台作为支撑。公众对法治服务的效率、透明度和可及性要求不断提高，而司法机关、执法机关普遍面临案多人少、资源有限的困境，依靠传统流程难以满足。数字技术是突破瓶颈、提升法治效能的关键杠杆，可以促进信息共享，减少因信息壁垒导致的执法司法偏差。标准化流程、自动化处理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和人情案、关系案的发生。区块链存证、执法记录仪、全程电子化办案等有助于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和执法过程的规范化。可见，数字技术嵌入是法治实施体系应对数字化浪潮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是实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二是数字技术嵌入法律实施的重要性。数字法治是通过技术手段创新“法治+技术”的混合治理模式，将监管模块、区块链存证、智能合约等技术嵌入法律实施环节，借助科技赋能提升法治实施智能化水平，推动法治实施模式的深刻变革，从“人工治理”转向“智能监管”、从“事后应对”转向“事中干预”、从“有限抽查”转向“全面覆盖”、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治理”，使法治实施更多基于客观数据和算法分析，减少主观性和随意性，提升法治实施的效率与效果。自动化文书生成、信息录入、流程流转，法律检索、类案推送、证据分析、文书校对等辅助工具减轻办案人员负担，大幅缩短执法办案周期和处理时间，显著提升实施效率。远程在线办理、电子送达等突破时空限制，“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提供在线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申请、纠纷调解、立案庭审等一站式服务，便利当事人，降低公众寻求法治救济的门槛和维权成本，提高了法治服务的可及性与便捷性。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实现自动化决策和常态性监管，可以增强法治实施的精准性与一致性。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预测等技术能够更早、更精准地识别社会风险点、执法司法中的规律性问题、类似案件同等处理等，为统一适用法律和精准化的法治实施提供依据。数字系统记录关键操作节点和时间，过程留痕与可回溯，便于监督和追责。裁判文书、庭审直播、执法信息公开平台等，增强司法执法的透明度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权。数字技术在法律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不仅提升了法律实施的效率，而且增强了法律实施的精准度，还拓展了法律服务的普惠性，更强化了权力监督与廉政建设，是推动法治现代化、提升法治实施体系整体效能、实现更高水平公平正义的赋能手段，其价值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

三是数字技术嵌入法治实施的复杂性。在“算法生成现实、数据塑造秩序”的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嵌入将是法治实施的新常态。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具有高度专业性和价值敏感性的法治实施领域，其过程面临一系列挑战。当下，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正处于由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过渡的阶段，数字技术不稳定性、算法不透明性等技术缺陷导致数字法治也面临多重风险，需警惕数字技术介入法治实施的“双刃剑”效应。法治实施中的自动化决策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会因算法黑箱、程序压缩、数字鸿沟等问题可能侵害公民权利，产生法律伦理与工具价值的冲突，面临价值权衡困境。技术追求效率、精准，法治核心价值还包括公平、正义、人道、比例原则等，如何避免技术理性凌驾于法律价值之上？这是一个必须回应的问题。数字技术嵌入法治实施涉及技术风险、价值冲突、制度重构、资源投入和社会适应性等一系列问题。技术嵌入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必须审慎处理算法伦理、权利保障、权力边界、规则适配等现实问题，确保技术服务于法治的核心价值，确保技术服务于保障公民权利，最终促进良法善治。

在数字文明浪潮中，法治不应是滞后技术的“跟随者”，而应成为技术创新的“引领者”。人机协同将是未来法治实施的常态，自动化决策只是辅助工具，复杂情况的处理，最终的判断、裁量仍需由具备法律素养和专业能力的人来完成。技术赋能法治绝非简单地用技术替代人力，更不是要替代人的决策，而是构建“增强型治理”，将技术作为服务人的工具，增强人的核心判断力。其核心作用在于，在工具层面，通过效率提升、成本降低、精度升级，破解传统法律实施的瓶颈；在价值层面，以更透明的程序、更广泛的参与、更科学的决策，捍卫公平正义这一法治灵魂。认识数字技术的复杂性要求我们统筹技术、法律与伦理，避免“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构建技术治理的配套规则，坚持“技术向善”原则，确保公民面对技术权力时，能够善用法律救济工具，实现数字时代的人权保障，推进数字法治实施的“提效”与“向善”的统一，实现真正的数字正义。

（文章为作者在《中国法治实施报告(2025)》发布会上演讲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