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 张国祚
最近读了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郁建兴领衔撰写的《数字时代的政府变革》，颇令人耳目一新。该书立足数字时代的前沿，深悟中央关于数字政府建设的理论依据，精心为数字政府建设构思系统的路线图，并敏锐前瞻数字时代政府变革将带来的治理能力提升及可能存在的问题，是一部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
数字时代政府变革的宏观理论
2022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不仅继续强调政府应“将数字技术广泛运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进政府治理流程优化、模式创新和履职能力提升，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的政府运行新形态”，更进一步突出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于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社会建设、数字生态营造和数字化发展的积极意义。
郁建兴教授团队所著的《数字时代的政府变革》，正是在中国数字政府建设迈入全面深化发展新阶段的大背景下开展的一次具有开创性、战略性的理论探索。该书立足于全球数字时代的深刻变革，敏锐地捕捉到了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通信技术和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所带来的双重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广泛社会化应用为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务能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另一方面，技术深度嵌入市场机制、社会结构和治理实践，也引发了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治理中的诸多新问题，从而对传统的政府职能、组织形态和治理工具提出了不可回避的新挑战。面对这些复杂的时代命题，作者团队提出，数字政府建设不能仅限于如何高效运用数字技术来更好地履行工业时代就已经确定的既有职能，而是必须紧扣数字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要求，对政府的职能边界、组织运行逻辑和技术应用路径展开全面重构。书中明确提出，数字时代政府转型不仅需要重视技术赋能，更需要将其置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格局中予以审视，从而赋予数字政府建设更加深远的战略意义。
作者团队区分了在数字治理中政府作为“元治理者”和“治理主体”的两种核心角色，精心构建了一个包含“职能—组织—工具”的三层次分析框架。这一框架不仅从理论层面探讨了政府职能在数字技术革命背景下的转型路径，还在实践层面为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提供了系统性参考，帮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深刻理解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范式变革的深远意义。可以说，这一框架既是对数字政府建设理论体系的大胆革新，也是对当前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实践的深刻回应。
构建数字政府的全景路线图
《数字时代的政府变革》在新技术语境下建构了具有学理价值的分析框架，更在完成理论阐释与战略分析后，延展至数字政府具体领域展开了细致的讨论。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除导论和上篇“新战略”外，作者团队区分中篇“新方法”、下篇“新场域”展开了层层递进的分析，展示了数字政府建设从内部治理革新到与外部主体互动方式变革的完整逻辑，为从事数字政府建设的理论研究者、实践工作者提供了认识、理解当代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的完整图景。
中篇“新方法”“经济调节”章节探讨了政策仿真等新技术工具如何提升财政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为经济治理的科学性提供支持；“市场监管”章节则从理念、制度、机制、技术、工具、平台、流程和评价等出发，系统阐述了智慧监管的实现路径，描绘了如何通过技术嵌入全面优化监管效能；“社会管理”章节深入分析了数字技术在推动市域社会整合中的作用，展现了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可能性；“公共服务”章节则以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养老和智慧住房保障等为切入点，刻画了政府与民众在数字化场景下协同生产公共服务的新方式，为公共服务数字化的未来提供了清晰的图景。最后，“生态环境保护”章节则集中展示了数字技术在动态监测、科学测量和整体性治理中的应用潜力，提出了通过数字化手段破解生态系统复杂治理难题的创新思路。
中篇“新方法”是该书对数字技术与政府治理相结合的前沿构想，下篇“新场域”则更进一步开拓了数字时代政府与市场、社会互动的全新视野。作者团队提出，新兴数字技术全面重塑了经济社会的运行方式，也催生了数据这一全新要素资源，促使政府必须在数字经济、数字创新、数字社会、数字公共传播等新场域中，系统性地审视自身的职责范畴和实现路径。由此，“新场域”篇的讨论触及了数字技术条件下政府如何促进新质生产力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命题，相应也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在技术赋能与风险规制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快速变化的社会条件下维护公共价值，如何在复杂的技术与社会生态中有效治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对数字时代的政府治理有着深远的启发意义。
数字时代政府能力提升的前瞻展望
在《数字时代的政府变革》一书中，作者团队敏锐地把握全球科技革命的变革趋势，围绕数字政府建设展开系统讨论。这些讨论为读者展现了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激动人心的全新图景，但与此同时，这一全新图景也迫使我们必须回答一个紧迫而重要的问题，即当前我国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应该如何满足数字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换句话说，数字时代的技术进步为政府履职提供了新工具、新载体，已经擘画了政府更新其职责边界和履行方式的新场域，但无论是新工具的采纳、新载体的搭建，还是新职责的界定，都需要政府进一步提升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和治理能力。因为政府的人力资本和组织能力在何种程度上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新要求，将直接决定数字政府建设的深度和广度。
党政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人力资本水平是决定数字政府建设的关键。未来，对照《数字时代的政府变革》中所擘画的政府治理新场域，各级政府还需要建立多层次、多主体的协作机制。如作者团队提出，数字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制度建构和治理需求，已经超出了传统政府的职责和能力边界，要求政府必须与企业、社会组织、学术机构等多方力量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机制，形成协同治理的新格局。例如，在可开放共享的数据领域，政府需要在法律框架内推动数据资源的价值实现，这既需要得到公民、法人的数据授权，也需要创新企业共同介入，最大限度激发数据资源的潜在价值。政府与民众、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协作机制，不仅能够弥补政府能力的不足，也能够增强政策实施的合法性和公信力。
综上所述，《数字时代的政府变革》启示读者，数字时代的政府治理能力并非单纯的技术工具引入和直接应用，而是领导体制、顶层设计、组织结构、数字技术、人力资本等多方面协同共治的结果。这种治理能力模式将直接决定数字政府的运行成效。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数字时代的政府变革》不仅展开了关于当代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的应有内涵和可能路径，也为有志于推动数字时代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留下了一个广阔的讨论空间：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一步深化对数字时代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从数字政府的角度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
（作者系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编辑：武卓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