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组织权客体的规范解释

□ 严波 

摘要：对广播组织权客体的理解，主要存在信号说、节目说两种对立的观点。文章立足于解释论，充分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比较法解释等方法，提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应为经过广播组织选择、编排、加工后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

关键词：广播组织权 客体 信号说 节目说

对广播组织权的客体的理解存在“信号说”“节目说”等不同观点，现行著作权法对广播组织权客体的表述沿用了“广播、电视”的概念，但该表述依然使得广播组织权的客体争议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从而造成司法保护难以统一，故需要从解释论的角度，对“广播、电视”进行界定。

一、观点分歧：广播组织权客体的不同学说

关于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学术上一直存在“信号说”“节目说”两种主要观点，两种观点在保护的内容、赋予的权利等方面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主张。

1.信号说

该观点认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仅是广播信号，其不同于广播的节目内容，广播的节目内容包括享有和不享有版权的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后者是著作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等邻接权保护的客体，只有节目形成的广播信号才是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持“信号说”的学者观点，也不完全一致，有“纯粹信号说”“修正信号说”两种观点。前者认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就是流动的信号，具有转瞬即逝的性质，信号一旦通过某种通讯设备被发送，就会在其预定的范围内流动，如果达到了其传输距离的极限，这波信号就会消亡，信号不可能被录制、复制、信息网络传播等，对信号的利用只有同步转播行为。因此，在赋予广播组织权利时应该只赋予转播权，也没有必要规定广播组织权的保护期。后者虽然坚持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是广播电视信号，但却认为当广播电视信号被录制下来后，人们可以对该信号录制物进行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等后续利用，因此须赋予广播组织对信号录制物的后续利用权，而不仅仅是对信号的转播权，并规定一定的权利保护期限。

2.节目说

该观点认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是其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而不仅仅局限于传输的数据。这一节目并非必须由该组织制作，只要该组织有合法播放的权利即可。目前，持“节目说”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也有学者指出，之前我国学界早已经接纳“节目说”这一理论，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信号说”这种观点逐步得到了学界新的认可。

虽然持“节目说”的学者均同意将广播电视节目作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但其观点也有一定差异。有学者认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是“由广播组织选择和编排的、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节目群”。该观点实际上是从整体上认识广播电视节目的观点，是将节目整体作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可以称之为“节目群说”。而大多数持“节目说”观点的学者认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所指向的是广播组织所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本身，而并非广播、电视节目中的作品。为区别于“节目群说”，本文将这种观点称之为“狭义节目说”。无论“节目群说”还是“狭义节目说”，均主张赋予广播组织的权利包括有转播权、录制及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

二、解释分析：广播组织权客体的法律解释

关于广播组织权客体的上述学说显然都是从立法论的角度对广播组织权客体作出的解读。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之后，从解释论的角度分析著作权法中“广播、电视”的规范含义，有助于法律的正确、统一适用，防止同案不同判。

1.广播组织权客体的文义解释

对于法律的解释必须先由法律的文义开始解读，并且所作出的解释不能超出其文义可能的范围。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对广播组织权客体使用的表述是“广播、电视”。虽然有学者认为此处的“广播、电视”既可以被理解为节目，也可以被理解为载有节目的信号，但《现代汉语词典》对“广播”作为名词时的解释为“广播电台或有线电台播送的节目”，对“电视”解释有两个，一是指利用无线电波或导线把实物的活动影像和声音变成电信号，并将其传输至接收端，从而将其重新呈现出来的装置；二是指用这种装置传送的影像和声音。对“电视”的第一个解释是装置，显然与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无关。上述对“广播”的解释以及对“电视”的第二个解释显然指的是广播电视节目，而非信号。

此外，国务院于201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著作权法和本条例所称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包含广播电台、电视台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的权利。此处已明确指出“广播、电视”就是广播、电视节目。因此，无论是“广播、电视”的通常含义还是法律规定的含义，其显然是指广播、电视节目，不是信号。

2.广播组织权客体的体系解释

在规范体系中，各个规范之间应当有机地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具有统一价值观的体系，以便法律适用者在解释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时，不会忽略其所处的语境。每个语词的解释都包含着对整个法秩序的解释。因此，在解释法律规范时，还应当从法律体系的整体视角，运用体系解释方法，将个别的法律语词作为整个体系的一部分，即将其置于整个法律，甚至整个法秩序的意义关联当中来理解，在相互关联且彼此阐明对方意义的语句之间的相互关系当中来理解法律语词。

解释权利的客体时，要与权利主体、权利内容三者在体系上逻辑一致，不能出现矛盾。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赋予了广播组织转播权、录制和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并明确规定了保护期。如果将现行著作权法中的“广播、电视”解释为信号，则必将与著作权法中广播组织权的后续利用权利及关于保护期的规定无法衔接，出现矛盾。根据新著作权法赋予的广播组织权利范畴，从权利体系化角度，显然将“广播、电视”解释为广播电视节目更符合逻辑。从权利主体角度来看，广播组织权主体是指对广播电视节目进行选择、编排、加工并负有编辑责任，且按照其安排的时间首次向公众播出的法人，承担着对广播电视节目选择、编排、加工和播出等编辑责任，因此，在著作权法体系中，广播组织者绝无可能是“信号”这一物质载体的权利主体。因此，广播组织者的主体性质也决定了广播组织权应建立在广播电视节目这一客体之上，而非基于信号这一物质载体。从著作权法逻辑体系的角度而言，广播电视节目这一客体能够将广播组织权主体、赋予的具体权利相互连结，并相互阐释，从而形成逻辑一致的广播组织权法律体系。正如学者指出，新著作权法规定的广播组织权的内容就是按照“节目说”来建构的。

此外，从民法体系来看，信号本质上是一种电子载波，是物质载体，其本质上和录像带、光盘等承载节目内容的物质媒介并无不同，因此，信号是物权的客体。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解释为信号这一物质载体，显然混淆了著作权和物权之间客体的区别，将会引起法律体系解释上的混乱。

综上，无论从著作权内部体系进行解释还是上升到整个民法体系进行解释，广播组织权的客体不可能解释为信号，只能是广播、电视节目。

3.广播组织权客体的历史解释

观察法律的立法历程可以探求某一法律概念是如何发生、发展，最终如何成为生效的法律条文，立法者是基于哪些价值决定去制定法律条文，以帮助了解法律意旨之所在。只有通过对法律的历史意义和规范目的进行深入分析，才能更加客观地理解法律。所以，运用历史解释方法，考察广播组织权立法的历史发展有利于正确理解广播组织权客体的含义。

1991年著作权法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对其制作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播放、许可他人播放并获得报酬、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广播电视节目并获得报酬的权利。2001年著作权法将广播组织权规定为，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未经其许可的下列行为：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转播；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录制在音像载体上以及复制音像载体。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于2001年4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中谈及，一些委员和教科文卫委员提出了他们的建议，对广播组织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改善情况，即根据不同的情况来确立相适用的条款。从上述立法变化来看，虽然广播组织权的客体从广播、电视节目改为了广播、电视，但是修改的原因却并不是因为广播电视节目的表述不正确，而是因为1991年著作权法将广播电台、电视台“制作”的广播电视节目作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这就混淆了广播组织权与著作权的界限，故将广播电台、电视台“制作”的广播、电视节目修改为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因此从“制作”改为“播放”才是此次修改的要点，而不是从“广播、电视节目”修改为“广播、电视”，因为2002年《实施条例》依然延续了1991年《实施条例》中“广播电台、电视台对其制作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的权利”的规定。2010年著作权法和2020年著作权法关于广播组织权的客体的表述未发生变化，依然是“广播、电视”。1991年、2002年、2011年、2013年分别颁布的《实施条例》将“广播、电视节目”作为广播组织权客体的表述始终未发生过变化。

在第三次著作权法修改过程中，在不同修改草案中，广播组织权的客体也发生过变化。2014年《著作权法修正案（送审稿）》第四十一条对广播电视节目进行了定义，即广播电台、电视台首次播放的载有声音或者图像的信号。第四十二条规定了广播电台、电视台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的转播权、录制权、复制权。2020年4月公布的《著作权法修正案（一审稿）》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表述为了“载有节目的信号”，同时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2020年8月公布的《著作权法修正案（二审稿）》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的表述又修改回了“广播、电视”，同时仍然保留了信息网络传播权。2020年著作权法中广播组织权客体与二审稿一致。从上述变化可以看出，立法者曾一度想把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明确为信号，但最终并未作出如此修改。对于上述变化，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于2020年8月8日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中说明，对于草案的第十九条规定，一些地方、部门、单位、专家和社会公众提出，信号是通讯技术概念，而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应为广播、电视节目。该汇报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我国著作权法上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是广播、电视节目。

从上述立法历程可以看出，我国著作权法始终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界定为广播、电视节目。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过程中，立法者放弃了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界定为信号的立法思路，因此法律条文中使用的“广播、电视”显然指的是广播、电视节目，而非信号。

4.广播组织权客体的目的解释

解释法律的主要任务要贯彻法律目的，因此解释法律时，必须掌握该法律的目的。在解释广播组织权客体时也需要考虑法律规定广播组织权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在该目的之下考虑保护信号还是保护节目方可达成此目的。

关于法律规定广播组织权的目的，在《罗马公约和录音制品公约指南》中有解释，即广播组织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技能和资金制作的节目，如果节目被他人随意进行转播、录制或在公共场所放映，那么他们的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广播组织成为了第三种要求获得邻接权的人。根据该解释，法律之所以保护广播组织权，是因为广播组织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技能和资金制作节目、传播节目，因此收听收看节目的听众、观众不应该被分流，从而充分保护其利益，这与保护表演者、录音制作者的利益目标具有一致性。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它们在保护广播组织权的目的上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广播组织在节目制作、传播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这些劳动和投资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赋予广播组织产权，给予其法律保护，可以更好地激励其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另外，广播组织的出现使得作品、表演、录音等得以远距离传播，因此广播组织与表演者、录音制作者等作品传播者相比，其独特的贡献在于在空间范围上极大地拓展了作品、表演、录音的使用价值，从而对作品、表演、录音的价值进行了增益。

“信号说”将法律保护的关注点聚焦在了信号这一物质载体上，未能体现广播组织对广播电视节目进行选择、编排、加工等方面付出的智力劳动的价值，更不能实现对广播组织投资上的保护。将信号作为广播组织权客体，本质上是将广播组织权的权利范围局限于“即时利用”（即同步转播）这一狭窄区域，阻止了广播组织对所有可能的包括录制、复制和信息网络传播等后续利用的保护，这必将造成广播组织权保护上的漏洞和瑕疵，不符合我国著作权法创设广播组织权的立法目的。因此，只有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解释为“广播、电视节目”，方能符合立法保护广播组织利益之目的。

5.广播组织权客体的比较法解释

通过研究外国的法律和判例，可以更好地理解本国的法律，这是当今文明国家的共同特征。只要外国法律或者判例学说解决问题的方法科学合理，符合我国的法律原则，适合我国的个案情况，都可以拿过来作为法理参考运用，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广播组织权的保护是国际层面普遍关注的问题，也不妨从参考国际公约、域外立法的角度对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做一探究。

《罗马公约》虽然在保护的对象上使用的是Broadcasts，而未直接使用Programs，但是综合相关条文及指南的内容，这里的Broadcasts显然是节目之意。首先，《罗马公约和录音制品公约指南》前言关于《罗马公约》制定背景的介绍中，明确指出广播组织“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技能和资金制作的节目被他人随意进行转播、录制或在公共场所放映”，所以广播组织成为了第三种要求获得邻接权的人。这里显然明确指出公约保护的是广播组织的节目。其次，《罗马公约》对播放（Broadcasting）进行的定义是“为公众接收而通过无线手段传送声音或声音兼图像”，这里的“声音或声音兼图像”显然是节目，而不是信号。再次，《罗马公约和录音制品公约指南》在介绍《罗马公约》第3条（g）项规定的“转播”时提到了罗马会议总结报告，其中明确了技术设备归其所有的邮电部门、主办特定节目内容的广告商或电视片制作者都不是广播组织，这其实已经明确广播电视节目（而非用于节目的原始内容）的制作者和播放者才是广播组织，因此该总结报告已经暗含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是节目。最后，《罗马公约》规定了广播组织享有的转播权、录制权、复制权、公开传播权，这些权利显然是建立在节目之上而非信号之上。上述规定揭示了《罗马公约》实际上将广播电视节目作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而我国著作权法的制定参考了《罗马公约》，显然在解释上也应当参考《罗马公约》。

《卫星公约》中使用了“载有节目的信号”（Programme-carrying Signal）这个客体概念，并对WIPO《保护广播组织条约》文本制定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公约第1条定义中，“信号”是指一种能传播节目的电子载波，“节目”是指为了供最大限度的传播而发射的信号中所包含的一个由图像、声音或由二者构成的实况或录制材料的整体。从公约的上述表述看，“载有节目的信号”也应包含内容因素，而非单纯的信号。如上所述，“载有节目的信号”其保护的实质仍然是信号上所载的节目内容而非单纯的信号这一物质载体本身。

WIPO《保护广播组织条约》中虽将客体定义为“载有节目的信号”，但其客体实质上仍应被解释为信号上所载的节目而非信号本身。根据笔者在参加WIPO SCCR会议期间与同期参会的代表团成员及专家交流，大多认为《保护广播组织条约》保护的是信号上所载节目而非信号本身，即保护的本质显然是节目而非信号。[32]另外，根据WIPO SCCR会议的讨论情况，“以信号为基础的方法”不过是美国主导下消极保护广播组织利益的做法，这和当年《TRIPS协定》中关于广播组织权保护的讨论过程如出一辙，原因正在于广播组织权并不是美国版权法的保护对象，美国是通过《广播法》《美国联邦通讯法》等公法对广播组织提供保护的，其实际上为广播组织提供的是物权保护模式，而非知识产权保护模式，这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通过著作权法赋予广播组织权保护的立法模式截然不同。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一直都是对广播组织权立法保护持消极态度的国家，而美国提出的“以信号为基础的方法”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具有普适性。

此外，从世界各国对广播组织权的规定来看，多数未对保护客体作出明确界定，但使用的称谓有“广播”“广播电视播放”“节目”“播放”“广播节目”等。其中，使用“节目”或类似的“广播节目”的国家最多，有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埃及、印度、韩国等。而且，从各国赋予广播组织的权利中也可能看出，实际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并未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界定为信号。

因此，从比较法角度来看，《罗马公约》等国际条约及世界各国的著作权法，均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界定为广播电视节目，而非信号这一物质载体。这对我国著作权法上广播组织权客体的解释具有参考意义。

三、规范含义：广播组织权客体的解释结论

在明确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是“广播、电视节目”后，需要从如下方面进一步界定“广播、电视节目”含义，以便统一司法裁判尺度。

首先，广播、电视节目与视听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具有本质的不同。广播、电视节目是经过广播组织选择、编排、加工（也包括投资，例如节目采购）后播出的节目，其中可能包含有经广播组织选择、编排、加工后的视听作品和录音录像制品以及制作播出信号必要的加工元素（例如字幕、特技、特效等），但并非视听作品、录音录像制品这些单个节目及加工元素本身。对广播组织自主投资拍摄或购买的视听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而言同样如此，这些视听作品、录音录像制品首先是著作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的客体，广播组织对其享有相应的著作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在尚未对其编排、加工、播出之前，其尚不是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组织对其并不享有广播组织权，但一旦对其进行编排、加工并播出之后，广播组织即对该形成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了广播组织权。广播电视节目不仅需要符合广播组织的编辑、策划、宣传主题要求，还需要符合广大听众、观众的收听、收视习惯，其选择、编排、加工无不凝结了广播组织的智力劳动及巨额投资。对广播组织上述智力、财产投入的保护才是广播组织权的核心而非是保护某个特定节目权利人的权利，二者的保护既不重叠，也不冲突。这与保护录音制作者权如出一辙。对录音制作者权的保护与对音乐作品著作权、表演者权的保护并不重叠和冲突，不会损害包括著作权人、表演者在内的其他权利人的利益，也不会减损公共利益。对广播组织权的保护，同样不会损害其中所包含的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权利人的权利。司法应当改变原有的裁判思路，即在权利人作品保护和邻接权广播组织权保护之间选择一种模式予以保护，一旦支持了涉案作品权利人依据作品的诉讼请求，不再支持权利人依据广播组织权的诉讼请求。其实，二者并行不悖，都应当获得司法支持。

其次，经广播组织选择、编排、加工并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与未经广播组织编排播出的原始节目不同。作为广播组织权客体的广播电视节目是经广播组织选择、编排、加工并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一般包含有经广播组织编排、加工、播出的特征（包括但不限于播出单位标志、加工元素、字幕、配音、指纹及水印等），司法中可以通过相关证据或技术手段予以鉴定和判别。反之，未经广播组织编排播出的原始节目，显然不会包含这些播出特征，也当然不是广播组织权的保护客体。换言之，对广播组织权的保护仅限于保护经其编排播出的节目，如果某单个原始节目未经广播组织编排播出，也就不会涉及侵害广播组织权的问题。当然，对广播电视节目的编排、加工并非要改变原始节目（如电影、电视剧等）的内容，使编排后的广播电视节目在内容上不同于原始节目，该编排、加工主要体现在根据宣传主题要求以及广大听众、观众的收听、收视习惯选择适合播出的原始节目，根据观众的欣赏需求和频道定位进行播前评估和判断，对节目内容与广告进行平衡，精心设计内容提要和标题，不断调整和优化节目编排，将选定的原始节目以及相应的设计转化为播出信号，选择适合的播出时间将广播电视节目播出等，播出后的广播电视节目一般都包含有播出单位标志、相关的加工元素、字幕、配音、指纹及水印等播出特征，这正是广播组织播出的节目与原始节目的区别，该区别并不在于原始节目的内容上。对广播组织权的保护不是保护被播出的原始节目，而正是保护广播组织在上述广播组织选择、编排、加工、播出中的劳动和投资。

最后，“广播、电视节目”既包括播出的节目整体，也包括其中单个节目和节目片段，而不能将其仅仅理解为是节目整体。未经广播组织授权，无论是对广播组织播出的整频道或频率节目的同步转播亦或延时播出、回看，还是仅仅利用其中的某单个节目，又或者仅截取其中的某个节目片段进行转播、录制、复制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都同样构成对广播组织权的侵权。

（作者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文刊发于《中国出版》杂志2024年第23期，因篇幅限制，注释等有删减，如需引用请参见期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