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理解与适用

□ 许常海

摘要：理解和适用广播组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需从广播组织的权利属性入手。本文认为，广播组织权是一项独立邻接权，赋予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不会与著作权及其他邻接权的行使产生冲突。广播组织权客体是经过广播组织选择、编排、加工后播出的以广播电视信号为载体的广播电视节目。实践中对交互式侵权行为的规制力度有待加强，法律赋予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符合广播组织权的客体特征，具有现实必要性。广播组织具有公共服务属性，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使需要平衡与著作权人、其他邻接权人及社会公众的利益。

关键词：广播组织 信息网络传播权 广播电视节目 利益平衡

未经许可将以广播电视信号为载体的广播电视节目录制后通过互联网点播、回看，侵害了广播组织的权益。我国2020年第三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47条第1款第3项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未经许可“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据此，广播组织可依法阻止他人未经许可将其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录制后上传至互联网服务器中供公众点播的交互式传播行为。

就是否应当赋予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在著作权法起草过程中有不同意见。反对的主要理由为，赋予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可能造成广播组织权和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之间的冲突；通过行使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及互联网领域的转播权和录制权基本解决节目信号盗版问题，不应再赋予信息网络传播权。著作权法实施后，仍存在争议。根源在于对广播组织权的权利主体、客体等权利属性有不同认识。这些认识将影响实践中准确理解和适用相关法律规定，亦影响对广播组织权的依法保护。因此，需立足广播组织权主体、客体及权利内容等基本权利属性，正视法律赋予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研究实践中对其的准确理解与适用。

一、广播组织权是广播组织享有的一项独立的邻接权

广播组织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产业属性和公共服务属性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SCCR）第39届会议编拟的《经修订的关于定义、保护对象、所授权利以及其他问题的合并案文》与第43届会议编拟的《广播组织条约案文草案第二次修订稿》对广播组织的界定是首次广播并负责编辑的法律实体，包括对信号所载的节目进行组合并安排时间。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广播组织的主体是广播电台、电视台。《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进一步明确，广播电台、电视台是指采编、制作并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播放广播电视节目的机构，并规定在我国设立广播电台、电视台均需要满足行政审批条件。因此，我国著作权法中的广播组织是指具有法律法规规定的资质，对广播电视节目进行选择、编排、加工、制作并负有编辑责任，按其安排的时间首次向公众播出的法人。不依托广播电台、电视台，自行组织音视频节目按照设定时间在网站上播送的网播组织，并非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广播组织。此外，仅从事转播其他广播组织的节目或者仅仅负责信号传送的机构并非广播组织。

广播组织享有独立的邻接权。邻接权制度的独立价值在于其保护的是传播而非创作。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广播组织权利保护文件，著作权法视域下的广播组织强调的是其传播属性，而非作为作品的作者身份。广播组织权的主体、客体和权利范畴可能与节目制作者（相关著作权人等）享有的权利有所重合，但对广播组织权的保护不是保护单个节目权利人的权利，而是保护经广播组织选择、编排、加工后播出广播电视节目所付出的智力劳动及财产投入的权利，二者性质不同，不能相互混淆，权利之间不会发生冲突。对广播电视节目的保护不会损害其他权利人的利益，也不会减损公共利益。

在与新媒体融合的过程中，广播电视逐渐演变出数字广播电视、手机广播电视等，有效弥补了传统广播电视互动性差、受众选择空间小等缺陷。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广播组织通过信息网络、有线电视网等渠道，推出了频道直播、频道回看、节目点播等多种服务，受众接收更加便利。但同时，随着信息网络的普及，盗播广播电视节目的行为多发、易发，侵权成本低且更为隐蔽，造成的后果越来越严重，广播组织的利益受到损害。由此，著作权法基于广播组织对广播电视播出所付出的智力性劳动和物质投入，为维护广播组织利益，将广播组织权延伸至互联网环境具有正当性。

二、广播组织权客体是以广播电视信号为载体的广播电视节目

著作权法第47条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界定为“广播、电视”。权利客体的不同学说对广播组织权的保护范围产生实质影响。关于广播组织权的客体，主要有“广播信号说”和“广播节目说”。“广播信号说”认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不同于广播的节目内容，只有节目形成的广播信号才是广播组织权的客体；信号所承载的节目内容可能是著作权作品，也可能是不受著作权保护的信息。“广播节目说”认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是其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而非单纯的信号；是广播电视组织通过载有声音、图像的信号传播的节目，这一节目不一定是由其制作，只要是其合法播放的即可；电视台享有权利的对象仅是播放该影视作品之后形成的电视节目，形象但可能并不完全准确地描述是带有台标的电视节目。上述观点虽立场不同，但都认为广播组织权的内核在于广播组织播出的信号（节目）。这一点与前文所述广播组织权是一项独立的邻接权内涵一致，对广播组织权的保护不影响对作品著作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利的保护。本文认为，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将广播组织权客体解释为“经过广播组织选择、编排、加工后播出的以广播电视信号为载体的广播电视节目”是相对恰当的。

广播组织权保护的客体应当是可以固定和后续利用的。有观点认为，广播组织权客体涉及的即时性信号转瞬即逝，无法被录制或者复制，更无法通过信息网络进行交互式传播。广播组织权保护的并非“一经接收，就不存在”的物理意义上的信号。1961年缔结的《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的国际公约》（以下简称“《罗马公约》”）是世界上第一部保护广播组织权等邻接权的公约。其中第13条规定，广播组织应当有权授权或者禁止“录制他们的广播节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第14条规定，广播组织有权禁止未经其授权的“录制、复制录制品”行为。我国2001年修正的著作权法第44条也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未经许可的“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录制在音像载体上以及复制音像载体”的行为。

从国际公约和我国法律规定看，广播组织保护的客体并非转瞬即逝、无法录制或者复制的信号，而是能够固定和后续利用的以广播电视信号为载体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为适应当前的技术发展，有效保护广播组织权，有学者提出了“修正信号说”，认为对信号录制物的后续利用与广播组织的投资利益息息相关，应赋予广播组织对信号的录制物及对信号录制物的后续利用权。信号录制物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广播电视节目。因此，只有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解释为广播电视节目，才涉及后续利用的情形。广播电视节目录制后上传至互联网供他人点播就是对广播电视节目后续利用的一种方式。

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区别于未经广播组织播出的原始节目及素材。广播组织权的客体限于其组织并初始播出的广播节目，并不影响他人以其他的方式利用涉及的作品或者其他客体。

信号和节目均为广播组织权客体的要件。1974年缔结的《关于播送由人造卫星传播载有节目的信号的公约》规定，信号是指一种能传播节目的电子载波；节目是指为了供最大限度的传播而发射的信号中所包含的一个由图像、声音或由二者构成的实况或录制材料的整体。该公约对信号和节目作了区分，广播节目是信号中包含的内容。广播电视节目与信号是内容与载体的关系，保护作为广播电视节目物质载体的信号，实际上也保护了节目。

将广播组织权客体界定为经过广播组织选择、编排、加工后播出的以广播电视信号为载体的广播电视节目，可以将广播组织权与著作权、其他邻接权相区分，明确保护范畴。节目是实质，信号是载体，节目通过信号传播后可被固定和后续利用。著作权法赋予广播组织对广播电视节目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符合广播组织权的客体特征。

三、赋予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具有现实必要性

广播组织权是一项随着技术发展不断更新变化的邻接权。广播组织权的权利主体、客体及内容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不断变革。欧盟2001年通过的《信息社会版权和相关权指令》为广播组织规定了“提供权”，即信息网络传播权。不少国家亦规定了广播组织具有信息网络传播权。赋予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权利扩展。

实践中规制交互式盗播广播电视节目行为的制度亟需完善。网络环境下盗播的广播电视节目传播速度快、波及范围广，用户收看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给广播组织造成的损害后果会更为严重。如有的电视播放软件等应用程序，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长期、持续盗播电视台节目并呈现规模化、产业化倾向，还将节目录制下来以点播和回看方式向公众提供，通过会员注册、提供广告等方式获取巨额不正当利益。著作权法修正之前，一般将交互式盗播广播电视行为视为侵犯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视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视为侵犯广播组织录制权、视为侵犯广播组织转播权等，但均存在缺陷或者不足。因此，在交互式盗播行为实际损害了广播组织权益并扰乱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情况下，与其通过迂回方式进行规制，不如正视问题，赋予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著作权法新增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其现实必要性。

有意见担心赋予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会覆盖著作权人享有的权利，从而侵犯著作权人的权利。有观点认为，应该将广播组织行使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对象限于其自己制作的节目。也有观点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适用价值体现在著作权法不提供保护的对象上，如广播组织仅享有非专有使用权的作品、录音录像制品和表演以及广播组织播放的特定的公有领域的内容。上述观点仍是基于对广播组织权利主体、客体不同的理解。广播电台、电视台享有的权利是基于其对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的人力、物力等投入而享有的作为邻接权人的权利。权利的行使不会也不得延及或者影响广播电视所涉节目中的著作权人、其他邻接权人所享有的权利。因广播组织权客体与著作权客体不同，与著作权人等的利益不会产生冲突。如广播电台、电视台播出的某节目被盗播，广播电台、电视台可以主张权利，禁止第三方播出。此时节目的著作权人当然有权另行依据其享有的著作权向第三方主张权利。此外，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是可以固定和后续利用的以信号为载体的广播电视节目。理论上讲，广播组织播放的以广播电视信号为载体的广播电视节目都应当成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将信息网络传播权只赋予广播组织自己制作的节目或者享有独家授权的节目，这几乎等同于废除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著作权法也并未对广播组织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适用对象作出限制。

四、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使应当坚持利益平衡原则

根据著作权法第47条第2款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行使权利，不得影响、限制或者侵害他人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权利限制与例外条款是制定《广播组织条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广播组织行使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平衡与著作权人及其他邻接权人、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

从广播组织权相关国际公约等有关规定看，广播组织权的行使不得影响著作权人及其他邻接权人既有利益是一项原则。如《罗马公约》第1条规定，“本公约给予之保护将不更动也决不影响文学和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因此，本公约的条款不得作妨碍此种保护的解释”。广播组织权作为一项邻接权，从对其权益进行保护伊始，就规定对其权利的行使不得影响著作权人及其他邻接权人利益，这个原则不会随广播组织权的扩张而变化。

广播组织具有社会公共服务属性。对于使用广播组织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哪些情形不构成侵权以及是否属于合理使用，应当依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考虑广播组织的权利属性，在实践中通过个案或者制定规范性文件进一步明确，实现确保公众获取作品正当权益与保护广播组织合法权益之间的平衡。

（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原文刊发于《电视研究》杂志2024年第6期，因篇幅限制，注释等有删减，如需引用请参见期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