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的若干刑法理念

□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史学界研究法律思想史，偏重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而对《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书有所忽略。这些史书所记载的春秋战国的社会思潮，恰巧是诸子百家产生的土壤，如果忽略而过，难免舍本逐末。因此，笔者以《左传》中的若干刑法理念为例，说明战国法家思想与其源流关系。

1.不赏私劳，不罚私怨

《左传》昭公五年记载，“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私劳，是指对自己有恩德之人。私怨，是指跟自己有怨仇之人。执法时不能徇情枉法，让那些对自己有私恩的人无功受赏，也不能让那些跟自己有私怨的人无过受罚。这句话强调赏罚要依法而行，不能凭个人恩怨，即公私分明、赏罚公正。这种思想正是战国法家“赏罚分明”思想的源头。《韩非子·主道》载：“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疏贱必赏，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意思是，如果确实有功劳，即使疏远卑贱的人也一定给予奖赏；如果确实有过错，即使亲近喜爱的人也一定加以惩罚。疏贱必赏，近爱必罚，那么疏远卑贱的人就不会消极懈怠，而亲近喜爱的人就不敢骄横跋扈了。

2.同罪异罚，非刑也

《左传》襄公六年记载，华弱与子荡均在宋国王室任职，一次嬉戏时，子荡在朝堂之上将弓弦套勒华弱颈部，然而华弱并未做激烈反抗。这一幕正好被宋平公看见。宋平公认为，“司武（即司马）而梏于朝，难以胜矣”。意思是，作为司马的华弱在朝堂之上被人如此侮辱，竟不反抗，其懦弱程度恐难以胜敌。于是，宋平公罢黜了华弱的司马职务，同时将其驱逐出境。子荡的同族司城子罕认为，“同罪异罚，非刑也。专戮于朝，罪孰大焉”。意思是，在此事件中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均有过错，双方应同罪同罚，只罢黜并驱逐华弱显失公平。同罪异罚，不能体现“刑”的公平性。犯同样的罪，处罚却不同，这不是刑法的原则。

反对同罪异罚是春秋时期的普遍看法。《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晋文公率军侵曹伐卫，俘获了曹卫两国国君。不久晋国释放了卫国国君，但曹国国君一直被羁押未放。曹国使者游说晋文公曰：“同罪异罚，非刑也。礼以行义，信以守礼，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将若之何？”曹国使者所说的“同罪异罚”的意思是，曹卫两国都曾得罪过晋文公，在此次晋国侵曹伐卫战争中，曹卫两国国君均被俘获，卫国国君被送回国内复位，而曹国国君仍被羁押，为同罪不同罚的做法。

春秋时期的这一思想是后来法家“壹刑”主张的源头。《商君书·赏刑》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

3.赏不僭而刑不滥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楚国令尹子木问：楚国大夫与晋国大夫孰贤？声子没有正面回答楚国令尹子木的问题，而是说：“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意思是，善于治国的人，奖赏不超越本应所得，刑罚不乱不滥。这句话说明治国要赏罚得当，才能使人心服、天下治。

此话对法家韩非子的老师荀子影响很大。《荀子·致士》直接引用：“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勿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

4.审理疑难案件“必以情”

《左传》庄公十年记载，齐国将发动讨伐鲁国的战争，鲁国武士曹刿问鲁庄公如何备战齐国。在谈及狱讼问题的处理时，鲁庄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即在审理民众狱讼案件时虽然不能一一查明，但一定要根据情理加以判断。这种处理狱讼的方式，《左传》作者认为是“忠之属也”。这种思想对天理国法人情相结合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5.治国制刑，不隐于亲

《左传》昭公十四年记载，晋国的邢侯和雍子争夺鄐地的田地，很长时间也没有调解成功。士景伯去楚国，叔鱼代理他的职务。韩宣子命令他判处旧案，罪过在于雍子。雍子把女儿嫁给叔鱼，叔鱼宣判邢侯有罪。邢侯发怒，在朝廷上杀了叔鱼和雍子。韩宣子向叔向询问怎样治他们的罪。叔向说：“三个人罪状相同，杀了活着的人示众、暴露死者的尸体就可以了。雍子知道自己有罪，而用他的女儿作为贿赂以取得胜诉，鲋罔顾法律，邢侯擅自杀人，他们的罪状相同。”于是杀了邢侯陈尸示众，并且把雍子和叔鱼的尸体摆在市上示众。孔子评论：叔向，他有着古代流传下来的正直作风。治理国家大事使用刑法，不包庇亲人。三次指出叔鱼的罪过，不为他减轻处罚。做事合乎道义，可以说得上正直。

“治国制刑，不隐于亲”强调司法不徇私情，这对后来“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遍览《左传》，不难发现，不仅仅是法家，其他学派的主张也都可在其中找到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