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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东明 见习记者 薛金丽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高院）2024年工作报告显示，“2024年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86万件，同比下降11.4%。诉前调解成功案件31.6万件，同比上升121.5%。”这“一降一升”两个数据，折射出超大城市司法审判工作的深层探索。
近日，上海高院院长贾宇接受法治日报法治网专访，围绕“政治建设引领、司法质效为本、数字改革赋能”工作主线，深度解读上海法院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更加精准、更有力度、更具实效的司法举措回答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贾宇）
明思路方向：紧扣工作主线履职尽责
1.贾院长，今年是您到上海履职的第3年，回顾过去两年，您对自己的工作以及上海法院的整体工作如何总结？有何深层感受？
贾宇：站在“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回望过去两年，在机遇和挑战相互交织的情况下，上海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上海市委、最高人民法院的决策部署，努力书写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2023年初，上海高院党组提出“政治建设引领、司法质效为本、数字改革赋能”工作主线，这条主线贯穿了这两年上海法院的各项工作。
坚持“政治建设引领”是根本保证，就是要始终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融入法院履职全过程。上海法院聚焦“五个中心”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为上海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展现司法作为。去年我们成立了上海国际商事法庭和全国首家专门税务审判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积极评价。今年我们又接续第8年制定实施法治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计划。
坚持“司法质效为本”是重要标尺，就是要抓好司法办案这一主责主业，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上海法院探索符合超大城市治理模式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开展社区巡回审判赋能基层治理试点工作，去年上海法院受理案件总数同比下降11.4%，矛盾纠纷多元共治成效逐渐显现。同时抓好审判执行各项工作，精心培育典型案例，全面提升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
坚持“数字改革赋能”是动力引擎，就是要把改革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数字化助推审判工作现代化。2023年以来，上海法院对标最高人民法院建设数字法院和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要求，大力推进数字法院建设，对内辅助法官办案、全程监督预警，对外方便公众诉讼、参与社会治理，目前已形成了“数助办案、数助监督、数助便民、数助治理和数助政务”五大板块，有力提升了审判质效，促推了社会治理效能，增强了当事人的满意度和法官的获得感，获评2024年人民法院科技创新成果一等奖。
国际影响力：涉外法治的机制创新实践
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建立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法治人才培养的工作机制”。上海法院是如何积极推进涉外法治工作，依法平等保护中外经营主体合法权益的？
贾宇：近年来，上海法院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聚焦服务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健全涉外审判机制，提升涉外司法效能，努力构建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相适应的涉外审判工作新格局。主要着眼点和发力点有这样几方面：
一是聚焦“国之大者”，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以涉外审判工作全面、精准服务“五个中心”建设，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掷地有声、成效显著的“硬核”成果。比如，为支撑和服务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我们在全国首创金融纠纷概括性先行调解承诺等一系列具有示范意义的金融审判执行新机制，金融市场案例测试机制被写入新修订的《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又如，为支撑和服务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着力优化涉外审判专业化机构布局，成立上海国际商事法庭集中管辖涉外商事案件，探索涉外商事纠纷解决“上海范式”。再如，为支撑和服务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加快建设国际海事司法中心，推动提升上海国际航运能级。
二是秉持开放理念，切实回应企业发展需求。一方面，我们护航“走出去”企业行稳致远，审理多起涉及外国单边制裁导致合同违约、企业权益受损的案件，在相关案件中坚决运用法律工具开展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斗争，彰显中国司法的公信力与影响力。另一方面，我们还助力“引进来”企业生根开花，升级上海法院国际商事一站式解纷平台，吸引25家涉外商事仲裁、调解、公证等专业机构入驻，提供仲裁保全、委托翻译、外国法查明等在线服务，平台启动一年来在线访问量达6.3万次，为中外当事人提供了多元高效的商事纠纷解决路径。
三是强化示范引领，加快打造标杆典型案例。我们以打造国际商事海事纠纷解决优选地为目标，着力提升涉外管辖吸引力，当事人主动选择上海法院管辖的涉外案件逐年上升。同时，我们还积极健全涉外精品案例“选、育、编、宣”全流程工作机制，推进涉外审判“上海规则”产出。去年，有3起准确适用国际条约的案例被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收录为入库案例，有2起仲裁司法审查案例被最高人民法院评选为该领域典型案例，另有数十起案例被境外知名专业刊物、数据库收录，为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体系贡献了上海司法智慧。
3.接下来，上海法院又将采取哪些举措，助力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提升上海涉外司法的国际影响力？
贾宇：上海法院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不断提升我国涉外审判在国际上的管辖吸引力、规则影响力和制度竞争力。
一是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投身涉外法治建设。我们将始终保持高度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遵循法治规律，坚持系统观念，切实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涉外法治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在“时”与“势”中准确把握涉外审判工作的正确方向。同时，不断夯实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为核心的制度型开放的法治根基，为我国在新一轮营商环境测评中的排名跃升增添有力“法”码。
二是以更新的司法举措对接国际通行规则。我们将锚定主责主业，落实精细化管理要求，压实司法责任，全面促推涉外审判工作提质增效，扩大精品成果对外推介的影响辐射。同时，进一步厚植上海涉外商事审判品牌的国际元素，积极争取带有突破性的试点项目在上海国际商事法庭先行探索，不断推出具有开创性、引领性、标杆性的改革创新举措，打造一批具有规则引领意义的精品案例，积极参与国际商事规则的制定，切实提升我国在国际司法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三是以更优的培养模式孵化涉外法治人才。铸就人才高地，方能引领未来之路。我们还将积极承担起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重任，加快“一体两翼”涉外审判人才高地建设，通过系统强化专业训练、实践锻炼、一线历练，全面提升涉外审判队伍的整体素质，打造国际化审判人才库，进一步发挥高水平涉外法治人才的辐射引领作用。
治罪与治理：犯罪结构转型下的刑事理念更新
4.您深耕刑事法学研究多年，结合近年来在司法实务部门的实践，能否谈一谈当前我国刑事犯罪结构对刑事司法理念带来怎样的变化？
贾宇：进入新时代，我国刑事犯罪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持续下降，危险驾驶、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轻罪案件大幅上升，立法和司法均呈现出新的图景。
面对犯罪结构的重大变化，需要我们及时更新刑事司法理念，将传统的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理念与当前刑事司法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坚持慎刑理念，意味着对刑事案件的审判不能机械司法，就案办案，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格局下，发挥好刑事审判治罪与治理并重的双重功能。刑事审判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任，确实需要正确处理好“严”与“宽”、惩治与教育、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等关系。
5.上海法院是如何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
贾宇：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方面，上海法院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在“严”的方面，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对于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犯罪，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涉黑涉恶、涉枪涉爆等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报复社会型暴力犯罪，残害老弱妇孺等严重挑战法律和伦理底线、践踏社会良知的重大犯罪等，依法严厉惩治。在“宽”的方面，比如，如果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要敢于运用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规定予以出罪。总体上，需要考虑案件具体情节和危害后果，融合天理国法人情，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6.今年上海法院提出要推动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背后有怎样的思考？
贾宇：委托律师辩护是我国宪法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它是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举措，是司法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也是司法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
根据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部署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需要我们立足工作实际，构建符合审判规律与案件特点的工作机制，还需要相关部门、单位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数字法院建设过程中，通过优化审判信息化建设平台，推动了律师通知、指派、阅卷、文书送达等各项流程的电子化，这为持续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提供了便利条件。接下来，上海法院将在前期探索的基础上，努力促进律师辩护全覆盖从有形覆盖转向有效覆盖。
企业纾困策：机制创新助力破产审判质效提升
7.在“办理破产”方面，我们也关注到上海法院在积极推进企业破产信息核查“一件事”改革，构建符合企业需求的简易破产和司法救治机制，请您具体给我们讲讲，上海法院如何进一步提升破产办理质效，促进企业拯救出清？
贾宇：近年来，上海法院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中，注重为困境企业提供快捷高效的挽救和退出渠道。目前，上海法院已研发上线破产全流程网上办案系统，创设法院、管理人、债权人、债务人四大用户角色端口，设计16个功能模块，内置400余项信息点位，覆盖破产案件审理全程。
去年，我们与公安、市场监管、自然资源、税务、社会保障等8家部门建立破产信息“核查一件事”平台，实现了10项破产涉案信息的“一网通查”，上线至今已有1200余人次申请查询，大幅度提升了破产财产的处置效率。2024年，上海法院共办结破产、强制清算案件2738件，化解债务900余亿元，盘活资产170余亿元，破产案件平均审理时间比2023年下降121天。数据背后，足见上海法院强化破产办理的力度。
今年，我们将进一步提升破产案件办理效率，优化工作流程，深化机制衔接，压缩破产办理时间，加强执破协同研究，提升执行转破产的质效，探索执行力量协同破产办理的新模式，强化破产制度在企业拯救与出清方面的效率。进一步优化企业重组重整效果，引导破产案件多方利益主体，通过平等协商、预期收益计划分配、吸引投资、对外融资、债务减免等多种方式，协商达成重整计划或和解协议，促进企业涅槃重生。进一步激活数字赋能破产办理，继续优化破产全流程网上办案平台，推进破产信息共用共享，使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在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立即了解该企业已进入破产的情况，助力涉破产企业相关行政事务的高效办理。
企业是经济运行的细胞。上海法院将继续推动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破产法治环境，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科创护航战：知识产权保护的“硬核”突围
8.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法治保障，特别是上海正在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上海法院如何保障“硬核科技”“卡脖子技术”的创新发展？如何更好地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司法供给？
贾宇：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良好的法治土壤，自然也需要注入新的司法动能。立足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凝聚了广泛的“新质”力量，如何护航这些力量一路发展为强劲的创新引擎，对我们上海法院来说既是职责使命，也是不小的考验。2024年，上海法院以知识产权审判为主要切入点，形成了一系列改革探索：
一是强化示范引领，凝聚知识产权保护创新共识。比如，上海高院出台《关于全面推进知产审判工作现代化 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意见》，发布12项工作举措助力上海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建设。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先后发布知识产权司法服务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白皮书及典型案例，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等持续搭建研讨交流平台，围绕数字经济、集群产业、科创企业保护等主题开展司法实务研讨会，有力强化知识产权法律保障，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二是落实严格保护，确保新质要素获得有效救济。我们在知识产权审判中，不断探索司法保护规则和裁判规则，主要侧重于几方面：首先，探索构建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大数据应用场景模型。其次，对主观恶意大、侵权危害后果严重的案件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2024年判赔金额同比上升132.4%。第三，深化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三合一”审判机制，加强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的衔接协调，用好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刑事犯罪线索甄别预警应用场景，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整体效能。最后，充分发挥行为保全、财产保全、证据保全制度效能，及时遏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让“真创新”得到“真保护”。
三是聚焦新兴领域，加强司法研判促进产业繁荣。比如，加强对新兴经济领域新类型生产要素权益保护的前瞻性研究，探索符合公平原则、遵循产业规律、有利市场竞争的新型生产要素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又如，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知识产权侵权风险的司法研判，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算法技术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再如，加大对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司法保护力度，根据产业园区特点，挖掘区域特色，在产业园区内设立巡回审判点，提高审判质量，助力诉讼服务“提档升级”等。
下一步，上海法院将不断健全司法保护体制机制，完善科技创新司法保护制度，进一步凸显人民法院司法服务大局、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职能作用，以法治之力支撑和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更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育才新范式：院校协同培养实战型法治人才
9.过去一年，上海法院系统加快与高校合作步伐，主动承担起法治人才培养的共同责任，您能否介绍下上海法院系统在院校合作方面的具体举措和成效？
贾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学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法学教育要处理好法学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
因为自己长期在高校工作，深切地体会到法治人才培养具有鲜明的实践性，需要法学教育与法治实务深度融合。2018年到浙江工作后，我就开始大力推进检校合作，在理论研究、教育培训、互聘互派、实践教学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尝试，取得了一定成效。2023年初到上海法院后，在总结经验深化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司法机关要承担起法治人才培养的共同责任”，着力打造新时代院校合作的新模式。
过去一年，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法治人才培养的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法学院校教育培养机制”，通过体系化部署、特色化打造、项目化推进，在学术交流、实践教学、互聘互派等10个方面22项具体任务中，与法学院校深度合作，有力推动法学教育与法治实务深度融合。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我们推出了“上海法院实务专家组团式进高校系列巡讲”的新品牌。审判业务专家组成的授课团队在武汉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先后开讲，系列实务讲座聚焦刑事理念、司法伦理、裁判方法、金融审判、涉外商事审判等领域，受到广大学子、公检法系统和律师代表的热烈欢迎。
这一年，我们也探索出了“柔性引才”的新模式。专家学者到法院挂职交流，是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同向发力”的重要方式。为此，我们研究出台了《上海法院教授工作站管理办法》，面向合作高校，在全市部分中基层法院先行设立了10个教授工作站，构建起“设立一个工作站、引进一名高端人才、带来一个工作团队、培养一批司法人才、助力一个法院工作”的良性互动格局。成功吸纳24家合作高校的353名专家学者担任上海法院的特聘教授。
此外，这一年，我们还尝试了“师资、教材、教学一体推进”的新载体。选拔236名审判实务专家走进上海交大等高校开设28门学期制实务课程；组织全市三级法院实务专家与合作高校教授共同组建团队，编写实务教材，其中首本教材《刑事审判学》即将付梓出版；在全国率先开展以省级高院为牵头的实习法官助理项目，已累计接收317名法科生实训，搭建从校园到法治岗位的实践桥梁。
10.您对未来进一步深化院校合作、推动法学教育与司法实践深度融合有何展望和建议？
贾宇：去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人民法院第六个五年改革纲要（2024—2028年）》中专门提到，“加强人民法院与法学院校、科研机构交流合作，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协同育人机制”，这为我们开展院校合作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2025年，上海法院将充分发挥法治实践平台作用，统筹三级法院实践资源，在年内实现“上海法院实务专家组团式进高校系列巡讲活动”在合作高校的全覆盖。同时，进一步与合作高校协同发力，深化教授工作站运行、专家学者挂职锻炼、《审判学系列教材》编撰、司法实务课程开设、实习法官（行政）助理等合作项目，从源头上改善法治人才队伍供给，将法治人才培养的触角进一步向前延伸。此外，我们还将持续打磨上海法院院校合作品牌矩阵，不断完善和提炼现有制度机制，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以实际行动切实助推更高素质的法治人才培养和更高质量的法学教育发展。
编辑：梁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