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是要超越别人，而是要超越自己

□ 肖树乔

“生命不是要超越别人，而是要超越自己”“只要还有明天，今天就永远是起跑线。”

中关村北大街，也就是北京大学南门所在的大街，入口处的沿街展示墙上的语录，我看后深有感触。只此一眼，共鸣产生，因为这也是我的座右铭。

“生命不是要超越别人，而是要超越自己”，我从记事开始，就一直在做着超越过去的自己的小事。小学阶段，我9岁时，从河北省深泽县的一所农村小学转学到北京市大兴的旧宫小学读书。那是1974年6月18日，母亲工作调动，我们姐弟三人跟随母亲来到北京。我带着浓重的河北口音在课堂上念课文，被同学们的笑声打断。我穿着土气，初到北京，没有落脚的地方，跟父母租住在大兴旧宫村的一间低矮的平房中。

这间小屋不足七、八平米，光线幽暗、低矮破旧。房东是个整日唠叨丈夫、数落孩子，自视了不起的懒散老太婆。孩子与父母在一起，安全感足够，生活再苦也并不感觉苦，相反却感觉很快乐。除了房子灰暗、窄小、低矮之外，生活照样继续，太阳照常升起。

我好像知道自己是外乡人，唯有学习成绩能改变我在班里的境遇。于是，在老家十分顽皮的我，靠着把字写得像蚂蚁一样小企图蒙混过关的我，却在面临种种困难的情况下，一学期完成逆袭。

记得当年的寒假，30多岁的女教师用自行车驼着我去南郊农场四分场场部参加“三好学生表彰大会”。我坐在女教师自行车的横梁上，感受到的是她温暖的呵护与鼓励。雪后的北京，天空是如此的湛蓝，地上的积雪很厚，泛着柔和的白光。我带回来一个红色的、不大的奖状。那个奖状后来去了哪里已然没有印象，想必当年它让那间低矮的出租屋明亮了不少吧。

母亲是中学教师。她懂教育，也重视教育。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的那一年，我上初中一年级。中学的英语教师许春青告诉妈妈说，现在有英语广播讲座，让小乔听一听。于是，我每天晚上9点左右上床睡觉，早晨5点半起床开始在小厨房里听讲座。收音机里的英语广播讲座，我从初一开始一直听到高二。幸运的是，我因此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也找到自己的“长板”。

在我此生的求学生涯中，英语好的“长板”给予我一个又一个机会——绝好的机会：大学主修英美文学；双学位读国际新闻（用英文做新闻报道）；获得英国使馆提供的全额奖学金；赴英攻读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在这个过程中，我不间断地使用英语，精进英语，并用这个工具研习法律。

那个位于北京大兴红星公社的平房区，那个两间平房加上一个4-5平米小厨房的小小院落，是我心灵的故乡。少年时代，我在那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精进英语特长和各学科的基础储备。

说实话，学习是一件苦差事。早晨想多睡一会儿，白天想多玩一会儿，寒暑假想出去疯跑。母亲不允许。她说，每个假期都是查漏补缺的好时机，要充分利用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有内驱力。因为我一直是学习好的孩子，不允许自己不优秀。每天，我都是按部就班地学习、背书、写作业、跑步，日子过得非常充实。在小学阶段，我就学会在短时间内掐表写作业，又学会复盘所学内容，玩乐的时间甚至比其他同学多，因为他们被留下来做题的时间早就是我玩耍的时间了。

那间4-5平米的小厨房里，有一张光光的木板床，用来放做饭的材料，米面粮油案板面盆等等，还有一个木制的碗柜，一个蜂窝煤炉子。冬天，屋外寒冷，我坐在一个木凳子上，木板床的一角就是我的课桌。

北方的冬天，屋外寒风凛冽，只有“猫冬”。烧煤产生的二氧化碳，记忆中，我中毒数次，症状是头晕、恶心、呕吐。有一次，我竟然晕倒在公共厕所里，被早起的邻居发现。父亲背我回家。夏天，我在小院中学习：一个木板凳，一个木椅子。冬天，我在小厨房学习：一个木板凳，还有光板床的一角。

1983年，我通过高考，入学北京师范学院（后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开启4年的大学生涯。虽然当年我的英语成绩是大兴的第二名，进入首师大英语系，我只能是中等生。班里有当年北京市特级英语教师培养的怀柔一中的学生，高考成绩是99分，满分是100分。上了一个平台就意味着要在这个平台上努力。幸运的是，那个99分的同学成为我的室友和好朋友，真可谓是“磁场共振、惺惺相惜”。我们成为一生的好友。

大学四年，我俩一起跑步，一起上晚自习，结下深厚友谊。北京师范学院228女生宿舍见证了我们7个女生青春的足迹。

同样是勤奋的四年，没有恋爱，没有荒废学业。虽然当年没有考上研究生，工作一年之后，我靠着勤奋考入中国新闻学院——实现了母亲的心愿（她一直想当新闻记者未果）。

1988年入学，1990年毕业，在新闻学院，我完成从一名高中英语教师到新闻记者的转变。国际新闻采编一班有9位学生，其中有四位女生———杨爱华、马桂花、李建青和我，我们性格各异，却都勤奋努力。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的作业是一位叫伯林（Berlin）的富布赖特学者（Fulbright professor） 批改。他教我们新闻六要素：5个W：何时（when）、何地（where ）、何事（what）、何因（why ）、何人（who ）和一个H：过程如何（How）。我从入学时全然回答不出世界上几大通讯社的名字，到用英文写新闻报道，其中的跨越全靠中国新闻学院老师们的耳提面命谆谆教诲。

母校源自新华社干部进修学院。教师多为新华社记者、编辑或者是管理人员。他们视我们为学生，亦为同事。学院的氛围是平等、尊重、自由。老师们亲切、平和、以身作则。

在校期间，几件小事值得记述。在同学中，我不是那个聪明的学生，却是知道努力的。班里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的两个学生采编专业课最好。他们是吴志强和杨爱华。吴志强的英文采编课作业是被老师改的最少的。我的作业常常被改的花花绿绿，惨不忍睹。但是，我有一个优点：持续努力。我把所有批改过的作业订在一起，每天读一读，理解错在哪里，记住正确的写法。

我的努力被伯林（Berlin）看在眼里，他在准备离开北京回美国时，特意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指着书架上的英文书，他说，“你是最努力的学生之一。选你喜欢的，把它们带回家。”当时，市面上的英文原版书非常少，像我这样的穷学生负担不起。我如饥似渴地飞快地挑出十来本书，直到他说，“你得给别人留点。”我这才停手，非常不好意思。

另外一件小事是：我用整整一个暑假给另一位导师William Ringle教授做向导和翻译。他写了一本关于北京地铁的小册子。那是1990年的暑假。据说，他曾找其他学生帮忙，有人怕苦，没有接下这个活。我不聪明，相信用笨办法也能做成事，所以，我同意陪他完成这个工作。那个暑假，在酷暑中，我带着60多岁的老教授走遍北京大大小小的地铁站，一路走，一路翻译。

我纯正的英文发音源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英文广播，来自于对屠蓓教授和许国璋教授的模仿。我一口流利的口语得益于跟William Ringle教授的无障碍交流。离别之时，他在新华社附近的一家餐馆请我吃饭，感谢我给他的帮助。他拥抱了我，蓝色的大眼睛里满含泪水。他说，感谢你陪着一个老人在炎热的天气里做苦工。那时，20岁出头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不分国界，都是讲感情的。

下笨功夫最后收获的是能力的提升，而能力是成事的关键，不管是成大事，还是成小事。

在中国新闻学院，我的毕业论文是纪实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有同学图省事，在图书馆靠二手材料完成论文，我依然用笨办法：开介绍信，到有关部门实地采访，依据采访笔记整理提炼论文内容。论文指导老师是一对一的，即一位老师指导一位学生。这个做法确保学生得到足够的关注与支持，学生因此受益匪浅。我的指导老师是周立方教授。他是新华社对外部的主任、资深记者编辑。用实地采访这个笨办法，我有机会将学校所学理论与采访实践相结合，加上周老师手把手地悉心指导，我的新闻写作能力同步提升。这种能力在我写博士论文时亦发挥作用。实地采访当事人，根据录音整理分析，理清脉络，得出结论，这样写成的报道也好、论文也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真实、鲜活、内容详实。时至今日，我爱看纪实类书籍和电视节目的习惯皆源于此。

正所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是一天一天积累，是一砖一瓦垒起来的。

“生命不是要超越别人，而是要超越自己。”持续地学习是超越自己的笨办法，在工作中学习，在生活中学习，在与人交往中学习。进入法制日报社工作，我由用英文写报道的训练，变为用中文写报道。其中的差别显而易见，我只有适应。为了不丢掉 “长板”，在用中文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我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听写VOA。对的，是听写。边听广播边记录。为此，我用4、5个月的稿费加上加班费，斥巨资4500元买双卡音响。1996年的4500元的确是一笔巨款，我当时的工资是七、八百元。这么破费，一方面为了儿子的幼教需要（他听故事），一方面就是精进自己的写作能力。我当时是边听、边说、边写。这样，记笔记的速度练得快了很多，并且是双管齐下——中英文并举。

1997年，我出国语言考试雅思7.5分就是这么来的：两次参加北京语言大学的培训班，用大本子记录VOA 的新闻。笨办法再一次奏效：我如愿考入英国排名第四的华威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学硕士。我在国内没有法学学位，因为电话面试时展现出较强的语言功底，法学院竟然破格录取了我。我是第一个在该法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

超越自己、突破自己，我用笨办法——不懈的努力与坚持。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和储备的人。这句总结性的话在我的身上得到验证。在华威大学法学院，我们这一届（1997—1998）只有两个中国人——我，一个北京人；还有一个中国台湾的妹妹。我们要和英语为母语的欧洲学生一样完成学业。为此，我选择同各国的留学生合住，为的是在一个好的语言环境下学习。

这种努力在中英文化交流活动之一的中国司法代表团访问法学院时给我机会。我的“长板”再次发挥作用。法学院院长要找一个中文翻译，我的导师向他推荐我。他面谈我后，给我布置接待任务。任务顺利完成，我得到另一个机会——成为法学院院长的博士生。

这些机会都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也是我原有的生长环境中不可能有的。我的不聪明反而带给我机会，用笨办法反而让我有扎实的功底。感恩！感恩当时国家坚定不移地执行改革开放政策，感恩国家培养人才的大政方针。感恩自己在时代的大潮中选择努力。这仿佛验证那句话：努力不一定有结果，不努力一定没有结果。

我在38岁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这是我之前积累的结果，少一天都不行！就像写博士论文时一样，读足够多的书，写足够多的草稿，修改足够多的遍数，时间到了才能写出达标的论文。我再一次超越自己，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质变是量变的积累，做好小事，才能渐变成长。生命不是超越别人，而是要超越自己。

现在，60岁的我，想对年轻的自己说一声谢谢：谢谢你很早就通过苦练基本功找到“长板”；谢谢你在少年时期就懂得人生没有捷径可走，笨办法最可靠；谢谢你在最好的青春年华里选择努力而不是享受。这才有了现在的你，趴在风入松书店明亮的大玻璃窗的窗台上，一口气写下这些文字。这里是你追梦的见证点，你的第一部书的新书发布会就是在这里举办的。

60岁的我，回望过往，心中充满感恩。感谢那个不放弃的自己，感谢那个一直努力的笨孩子。感恩一路走来培养、教育、激励、帮助过我的老师们和同学们。更要感恩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感恩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感恩国家的人才培养规划。一个人，犹如一粒沙，只有融入大江大河才能奔腾向前。我是幸运的，此生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