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事调解比较优势的构建

□ 蒋飞 刘家华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深化调解制度改革，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提升了仲裁和调解制度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

自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中，首次对商事调解性质进行明确以来，商事调解在我国已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和推进。但在实践中这一制度与其应然作用存在较大差距，主要体现在商事调解组织整体数量偏少、商事调解机制整体利用率不高等方面。

司法审判对商事调解的“挤出效应”

商事调解作为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其与司法审判所提供的“产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化解矛盾纠纷。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商事调解和司法审判对于纠纷的“吸引”存在竞争关系。当事人在纠纷解决路径的选择上面临着抉择，即通过非诉方式解决纠纷，还是选择审判方式解决纠纷。这一过程中，当事人会在两种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势中进行反复衡量与比较。

虽然国家政策对于审判和商事调解在纠纷化解的期望上并无实质性差别，并提出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但无论在制度建设、人员配备还是财政支持上，司法审判都能得到政府更多的关注与支持。相对于审判，商事调解的民间色彩显然更加浓厚。两者之间“你进我退”的竞争关系，与宏观经济学“挤出效应”的内在逻辑相似。

“挤出效应”作为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概念，阐述了政府增加开支但可能导致私人部门投资和消费减少的现象。将这一理论投射入商事纠纷化解领域，可以将司法审判类比为政府支出，非诉机制类比为民间投资。对于作为经济理性人的当事人而言，倘若解决纠纷的官方路径——司法审判始终都能得到各方高度关注，机制得到持续不断优化，几乎形成了对非诉机制全方位的压倒性优势，当事人自然不会主动选择非诉机制解决纠纷。

这在客观上产生了审判机制对非诉机制的“挤出效应”，形成了“审判机制解纷优势明显，当事人主动选择→政府将更多资源与精力投入审判机制→审判机制优势更加明显，非诉机制资源更加匮乏→更多当事人主动选择审判机制，更多矛盾纠纷涌入法院”的循环，非诉机制则一直处于“扶不起的阿斗”的不良状态。一个悖论由此产生：非诉机制被视作审判机制的有益补充，但却日渐被“排挤”出纠纷化解领域。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语境下，显然不能为“诱导人们更多地利用审判外的纠纷处理机关”，而“有意识地给审判的利用加上一定负担”。但这一观点可以引发对两个问题的思考：一是当事人在选择纠纷处理方式时会考虑哪些关键因素；二是应当如何对这些关键因素进行合理引导或理性调整。在此基础上，可以探索构建商事调解相较于审判的独特优势，缓解司法审判对非诉机制的“排挤”，推动形成诉与非诉相互区分又和谐共存的良好态势。

纾困之路：商事调解比较优势的初步构建

通过对商事纠纷解决的实践进行经验考察，商事主体在考虑如何解决商事纠纷时，主要考虑以下关键要素：1.经济成本，即处理纠纷所产生的费用；2.时间成本，即提交处理的纠纷能否尽快得到受理以及纠纷受理后至出具结果的时长；3.公正度，即处理结果是否公平公正；4.结果兑现度，即纠纷处理的结果能否得到有效实现；5.其他方面，如纠纷处理中是否兼具过程透明化和结果保密性。

基于上述因素，笔者认为，以人们选择纠纷处理机关所考虑的因素为立足点，建构商事调解制度在化解纠纷方面的比较优势，从而达到审判机制和商事调解制度各具差别优势、人们按自己化解纠纷的需求自主选择的理想状态。

构建商事调解的比较优势，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考虑：

（一）在经济成本上给予双向激励

一方面，可以由政府给予依法成立的商事调解组织财政补贴。例如，对于标的额在10万元以下的商事纠纷，当事人如果选择商事调解途径化解纠纷，则不再收取费用。必要支出成本转由政府全额或按比例予以补贴。另一方面，探索引入诉讼费制裁机制。在新加坡，除非当事人在诉讼前拒绝，否则所有民商事案件将自动提交调解或其他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如果无合理理由而拒绝使用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则未来在诉讼阶段可能面临诉讼费用的制裁。我国亦可以借鉴此经验，允许法官依据当事人选择调解情况作出相应的诉讼费制裁。

（二）在时间成本上给予逆向规制

一方面，从立法上明确某类商事案件在立案前先行调解。我国可以探索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授权各省规定30万元至50万元以下的商事纠纷先行调解，否则法院不予受理。另一方面，延长案件审理期限。探索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审限部分进行修改，例如将普通程序审理期限延长至十二个月、简易程序审限延长至六个月、二审审限延长至八个月，从侧面构建商事调解制度在化解纠纷快捷性上的比较优势。

（三）提升商事调解的公正度与结果兑现度

一方面，注重选任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士认证为商事调解人员或者推动商事调解职业化。商事调解组织可以广纳具有商业知识的行业协会人员、长期从事商事审判的退休法官、具有丰富商事审判代理经验的律师、商会会长，甚至是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学科专业人士担任调解员，从而建构商事调解制度在调解过程中商业知识和综合理论运用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强化对商事调解程序和成果的包容。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给予商事调解充分信任和认可。对于调解成功的结果，在必要时给予其在司法确认程序中的便利。对于调解不成但有过程性成果的，在双方无反对意见时，可以在后续诉讼程序中予以固定，避免调解程序空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