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再解

□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我在拙著《中华法系研究（增订本）》中对《左传》昭公六年所载“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提出新解，即：在春秋时期郑国铸刑书和晋国铸刑鼎之前，周人审理案件还保留了原始社会军事民主制时期的习惯，司法权由国人大会、贵族议事会和国王按照不同程序来行使，此即《左传》所言的“议事以制”，亦即《孟子·梁惠王下》所概括的“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近来，读了张冠梓先生《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献汇编》（第三册），深感一些少数民族在军事民主制时期审理案件、解决纠纷的资料，可以有力地佐证我提出的上述见解。

有关史料记载，清朝对赫哲族采取的一种治理方式是编户，任命赫哲族头人为姓长、乡长，因俗而治。姓长、乡长权力很大，管理生产生活、婚姻、丧葬、司法等事宜：“有不法、不平诸事，则姓长、乡长集于证，公议处置。长（常）法，杀人者死，余则视事大小，定班帛服物之多寡，令理屈者出之，名曰‘纳威勒’，至十头为止，小事纳一头二头，大事则纳十头，约值银数两至百两以内。公议云然，两造心服，姓长、乡长始以丈叩地，遂成铁案。”又如离婚之事，两造愿离，须报告姓长或族长，如有一方不愿，则由姓长、族长判断。姓长、族长有不法行为时，全氏族开会集体讨论决定。上引“公议处置”，即氏族成员大会或贵族议事会开会决定。

东北的锡伯族在军事民主制时期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莫昆会议，即氏族成员大会，职能之一是执行习惯法。它对于莫昆（氏族）内部发生的犯罪案件有裁决权，对于失职的莫昆达（氏族首领）有罢免权。莫昆达一般在全体成年男子参加的莫昆会议上选举产生，多由德高望重的男性长辈担任。莫昆会议的内容主要为整理内部事务、教训悖逆之徒、调解民事争议等。莫昆会议还要在每年正月举行一次，对一年之内违犯家规者即发生的民事争议进行惩罚和调解，甚至攸关人命的重大案件，也可以在会议上解决。

贵州省赫章县海确寨苗族在解决寨内纠纷时，由寨头（德高望重者）主持，寨里的群众都要参加，前者没有把自己意志强加于寨众的权力，在处理全寨事务或调解纠纷时，都采用温和的、民主的、群众性的办法，在辨别是非、讲清道理之后，以批评教育的方式，并辅以一定的经济处分，如“请酒服理”。

《左传》有不少类似的族众在族长主持下解决纠纷的记载。例如，对严重违反周礼的君主，贵族们可以给予流放和诛杀的惩罚。《左传》襄公十四年曰：“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暱，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放”和“诛”就是“失则革之”的两种方式，如西周厉王“专利”“弥谤”，即被公卿大夫流放于彘；《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莒人弑其君密州。”杜预注曰：“不称弑者主名，君无道也。”

再如，对一些重罪案件进行集体商议，如：《左传》昭公元年和二年记载，郑国子产诛杀公孙黑是在“大夫皆谋之”和“驷氏与诸大夫欲杀之”的情况下做出的；《左传》昭公三年载：“燕简公多嬖宠，欲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冬，燕大夫比以杀公之外嬖。”诸侯盟会亦可行使处罚权，《左传》昭公十三年载：“赏共、罚否，所以为盟主也。”等等。

除了君主、贵族议事会拥有司法权外，“国人”大会亦拥有一定的司法权。如《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载：“郤宛直而和，国人说之。鄢将师为右领，与费无极比而恶之。令尹子常贿而信谗，无极谮郤宛焉……(子常)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恶(郤宛)闻之，遂自杀也。国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与之同罪。’或取一编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国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尽灭郤氏之族党。”子常在下令攻打郤氏的同时，还迫使国人去火烧郤氏之家。由于郤宛一直受到国人的爱戴，所以国人在被迫的情况下，只得每人手持一把柴草以投之。从这件事看出，令尹虽有权力代表贵族议事会处罚大臣，但在处死前还须举行一种仪式，即动员国人动手讨伐。这是从氏族社会军事民主制流传下来的一种习俗。

因此，“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这里的“制”，是指制度，“议事以制”就是指按照制度议决事情，制度，就是君主、贵族议事会和“国人”大会共同议决事情的程序制度。“辟”是指罪名、罪状，“不为刑辟”，就是指事先不作与刑罚和罪状一一对应的立法规定，而不是指刑罚和罪状都不公开。对于这一点，庆明先生早在《“铸刑鼎”辨正》一文中已经作了论述。他说，周代的礼制和五刑是公开的，但其定罪量刑却是不可预测的，是秘密的。因为周代虽有一套公之于世的礼法制度，但由于其立法技术没有采用一罪一刑相对应的模式，因此，人们违反了礼法的某一条，具体该受哪一等的刑罚，是不清楚的，这就是所谓“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叔向、孔子反对铸刑鼎，并不是反对公布成文法，而是反对一种与新的罪刑相应的法律体系。栗劲、王占通两位先生在《略论奴隶社会的礼与法》一文中也大体持此说。

研究古代法制史，一定要使用“三重证据法”，亦即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