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从“范围”和“内容”两方面着手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黎华献在《中外法学》2024年第6期上发表题为《商业秘密保密措施之合理性判断标准》的文章中指出：

商业秘密保密措施的合理性认定，是我国商业秘密案件的审理难点。保密措施要件的规范目的之模糊，是实务中保密措施合理性标准不一致产生的根源。

在商业秘密的法定构成要件中，秘密性要件、价值性要件与保密措施要件的关系需要被厘清。保密措施要件对秘密性要件、价值性要件的依附，使法院在认定保密措施的合理性时，或极为严格，或极为宽松。这种极端情形的频繁出现，使得法院认识到不将保密措施要件与其他要件进行分离，就难以认识到保密措施的存在与否是一项事实问题。

保密措施要件的规范目的，在于保障商业秘密以谨慎的方式共享，促进商业秘密的积极使用，这是保密措施合理性的最终标准。保密义务被认为是商业秘密持有人采取的主要保密措施。保密义务的合理设置，能增强商业秘密共享的确定性，促进社会所期望的、经济上有效的商业秘密使用。而保密义务合理性的认定，需要从“范围”和“内容”两方面着手。保密义务的类型有明示保密义务和默示保密义务两种，这些义务的“范围”关系着商业秘密持有人的控制边界，对其范围进行限制的合理性认定，应以能否促进商业秘密的使用为最终标准。保密义务“内容”的合理性界定，要考虑替代获取途径、对价要求和公共政策等因素，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强弱及如何影响，也要依据保密措施要件的规范目的来判断。另外，不同于商业秘密的义务型获取，非义务型获取情形中的保密措施针对的是不特定第三人，其合理性的认定所需要考量的因素又有所不同。

非义务型获取是商业秘密传播的另一种类型，它是指商业秘密的非法获取，涉及单方面、非自愿地从持有人处获取商业秘密，其基本规范问题在于定义该类获取途径不正当的理由是什么。在商业秘密的非义务型获取中，商业秘密窃取阻止措施，要起到促使持有人积极通过商业秘密许可来利用秘密的作用。同时，禁止反向工程合同条款的效力，不能被一味地否定，对技术措施合理与否的认定，也不应以是否满足技术充分性为标准，要受保密措施要件的规范目的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