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制礼

□ 姬黎明

近代历史学家夏曾佑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周公，西周周文王之第四子，周武王之胞弟。周武王去世后，武王的儿子周成王年幼继位，由周公摄政。周公摄政七年，《尚书》记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可见，周公制礼作乐是在东征平定管蔡叛乱、进一步分封诸侯、营建东都洛邑等一系列治国安邦实践之后，在还政于成王、功成身退之前，为周朝长治久安而进行的建章立制。周公制礼作乐为统治者提供了大经大法，开启了礼序乾坤、乐和天地的文明秩序，堪称中华礼法文明之源。

清代大学者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而主持殷周之际这场大变革的就是周公，周公制礼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上。

在制度层面，周公所制之礼是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具有根本大法的作用。《周礼》使夏商以来的礼更加具备系统性、规范性、统一性和权威性，调整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方面，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更为重要的是，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解决了王位的有序更迭问题；确立了分封制，明确了央地关系；确立了宗法制，使嫡长子继承、分封等制度融为一体，使宗统与君统、族权与政权合而为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说：“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左传》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在理论层面，周公以“德”为思想基础和精神实质，修正完善夏商之礼。周公认为，周之所以能够克殷，就在于“敬德保民”“明德慎罚”；而商之所以丧失天命，主要原因是“不敬厥德”。周公对殷人“先鬼而后礼”的天命思想进行了扬弃，认为天命眷顾的是“德”，天命以民心向背为依据，从而将殷人的“重神事”转移到周人的“亲人事”，并用礼乐制度来表现和巩固“德”，主张“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这样，周在礼乐中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以宗为法取代了殷商的以神为教，“礼治”取代了“神治”。更为重要的是，“德”成为判断一个政权正当性的基本依据，成为决定一个王朝兴亡的基本力量，从而使君统与道统相一致。“德”更多的是为君主设定义务和责任，约束君主权力的行使，致力使之成为相对的权力。这样，周公制礼奠定了礼法一体、德本刑用的中华法制文明的基本特点，塑造了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的治理模式，开创了具有明显革命性、进步性的法理学。在“礼崩乐坏”之后，这一法理学所蕴含的思想仍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以德行刑就是“祥刑”，背德行刑就是“淫刑”。在一定程度上讲，汉代的“德主刑辅”和唐代的“一准乎礼”都是对这一法理学的回归和复兴。无论当世的“成康之治”，还是后世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无不遵循这一法理学。这样，就不难理解孔子由衷地赞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辞旧迎新之际，衷心祝愿法治中国刚健日新、与时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