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立先：广播组织权“禁止权”与“许可权”之思考

法治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杨幸芳

11月29日，“网络环境下广播组织权利保护与创新发展”论坛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该论坛作为国家版权局第八届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的分论坛之一，深入探讨了网络环境下广播组织权的相关问题，旨在加深业界对广播组织权利保护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凝聚对广播组织权的共识，促进广电产业和版权产业的创新发展。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教授丛立先在该论坛上作了题为《广播组织权“禁止权”与“许可权”之思考》的主题发言。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教授 丛立先）

丛立先指出，关于广播组织权是否有“许可权”的争议，主要源于法条表述的差异和广播组织权权利内容的增加。著作权法将广播组织权内容表述为“有权禁止”，异于著作权及其他邻接权“有权许可”式的表达。现行著作权法赋予广播组织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也使合理解释广播组织权是否有许可权具有了更强的现实需求。

丛立先认为，学界和实践领域认为广播组织权无许可权能的两种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保护著作权及邻接权人权利说”和“遵从国际条约说”。前者忽略了广播组织权是一项独立的邻接权这一基本事实而难以自证其说，后者仅从字面意思理解TRIPs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无法解释TRIPs协定中同样规定的表演者权为何具备许可权能，故以上两种否定广播组织权具有许可权能的观点均难以成立。从邻接权的本质和保护广播组织的投资角度来看，广播组织应该享有一定的财产权，这种财产权应该包括许可权能，许可权是行使财产权的一种基本方式。

在丛立先看来，从将广播组织权置于著作权法体系中分析、国际条约对于广播组织权规定的实质及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三个方面去考量，均可对广播组织权具有许可权能进行正当性与合理性解释。对于有人担心赋予广播组织许可权可能会导致与著作权人和其他邻接权人的权利冲突，丛立先认为不能预设这种冲突，且解决之道不应是剥夺广播组织权作为财产权应有的许可权这种基本权能，而应当确保各方权益的平衡和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