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诈行为刑民界分基本思路研究

□ 徐慧贤

在诸多涉及刑民交叉问题的论域中，涉诈行为极具争议性。在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因其所处立场不同，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在获取及处理交易信息方面存在不对等现象。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极易诱使双方利用彼此间的信息差距，对交易的具体细节进行虚构、过度渲染或故意隐瞒。这类行为既可能仅构成民事欺诈，也可能涉及刑事诈骗。对民事欺诈和刑事诈骗的区分困难，不仅会模糊罪与非罪的界限，更会在相当程度上阻碍市场主体之间的正常交易，抑制经济发展活力。欲准确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有必要对当下涉诈行为刑民界分问题存在的困境进行深入剖析，并对其界分的基本思路进行重新调整。

涉诈行为刑民界分困境根源剖析

首先，“先刑后民”的传统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涉诈行为的刑民界分思路。当前在司法领域，“刑事先行，民事在后”的理念深植人心，导致用刑事案件的名义处理民事争端的现象持续存在，这一点在涉诈案件的处理中尤为明显。究其本源，“先刑后民”并非正式的法律术语，只是对司法实践中处理刑民交织案件惯常做法的客观描述。因其适用范围广而从经验主义出发被视为一种类似基本准则的存在，进而广泛应用于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但普遍并不意味着绝对正确，将“先刑后民”作为处理涉诈案件的基本原则，其正当性存疑。一方面，无法在我国的现行有效的法律体系和司法解释中寻找到关于“先刑后民”的法律依据，这一所谓“原则”缺乏正式的法律支撑，也难以从现有的司法解释、司法政策等规范性文件中觅得依据。另一方面，“先刑后民”也并不完全符合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要求。法秩序的统一性原则要求在对同一对象的评价上，不同法律领域之间不应出现相互矛盾的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法律规范对相同事实必须得出完全一致的评价结果。“先刑后民”准则的强行适用不仅会引发刑法适用范围的不当扩张，也会同步阻碍民法特有规范功能的发挥。

其次，对“非法占有目的”过于精细复杂的理论区分蕴含着脱离实践的隐患。因主观违法要素在区分民事与刑事涉诈行为中扮演重要角色，大多数的理论观点都对“非法占有目的”这一核心要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以期在理论上为其找到最为精准细致的定义。但问题在于，过于精细化进而趋近于“全面、综合判断”的方法在处理复杂和疑难案件时却也极易引发争议。因为所谓的“综合评估”往往只是对零散、片段化事实的简单罗列比较，但当单独的每种情况都不足以明确判断是否存在非法占有意图时，多维度的综合性复杂评价标准会使裁判者在实际判断时拥有较大的选择空间，在引发恣意性风险的同时亦会丧失实际可操作性。

涉诈行为刑民界分基本思路明晰

第一，破除刑必然先于民的思想桎梏。针对涉诈行为案情的多样性，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采取多样化的处理策略。这包括但不限于“刑事优先、民事随后”“刑事与民事并行处理”以及“民事先行、刑事随后”等不同的处理模式。在特定情况下，某些案件的法律关系可能存在先后依赖性，比如民事纠纷的判决可能对刑事案件的判决方向产生决定性影响，或者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可能是解决民事争议的关键前提。换言之，当一种法律程序的结果可能依赖于另一种程序的结果时，就必须视情况采取刑事在先或者民事在先的做法。与之相对的，在大多数不存在特殊情况的案件中，则宜实行“刑事与民事同步”的处理方式。当不同主体间分别建立了民商事和刑事的法律联系时，每种法律联系都宜在其对应的法律程序框架下互不干扰地得到解决，不仅能够使得裁判结论的准确性大幅提升，亦能提升效率。

第二，对“非法占有目的”作实质性判断。与民法中对占有的理解不同，刑法中的占有概念等同于所有权。非法占有意图作为一个主观要素，需要外见于具体行为。界定这一要素的困难主要源于现有制度未能为解释者提供清晰的指导，如果仅依据文字的表面意义进行理解，可能会简化对相关构成要件的理解，更难以关注到财产损失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有法律实务工作者对涉诈案件进行全面审查后发现，在审判过程中，行为人的履行能力是判断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意图的关键因素。详言之，若行为者拥有履行合约的财力或意向，一般而言，其行为应划分为民事诈骗，应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寻求解决之道；反之，若行为者既无经济能力也无意履行合约，并且其行为对社会造成了重大危害，那么此类原本属于民事欺诈的行为便可能转变为刑事诈骗。将行为人的履行能力作为判断其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依据，通过分层审查的方式进行评估，能够简明扼要地区分刑事与民事的界限，合理解决涉诈纠纷。

第三，激活民法作为“前置法”的出罪作用。法秩序的层级化结构使得不同法律领域的判断具有相对性，对于民法中认定的违法行为，刑法并不必然给出相同的评价方向，但对于那些民法所宽容的行为，刑法至少不应给予负面评价。因此，在处理刑民交织的争议案件时，民商法等前置性法律在责任判定上扮演着关键的引导角色。在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作出最终判断之前，前置法的应用极为重要，其核心目的是筛选并排除构成犯罪行为的可能性。这种做法有助于确保在尊重经济和社会运作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刑民交叉争议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