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案件群体访的特征、原因及应对举措

□　石魏　王士博

非法集资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实践中最常见的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非法集资犯罪除了侵犯投资人、被害人财产权益之外，还极易引发信访乃至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了有效地解决非法集资案件中的群体访问题，本文结合非法集资案件的特征、群体访的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举措，以期为下一步的司法实务提供有效参考。

一、非法集资案件群体访的特征

实践中，部分非法集资案件的投资人因证据材料缺失，财产权益无法通过刑事诉讼加以救济，或者无法获得足额清偿，导致其对法院的财产处置方案存有异议，极易引发信访乃至群体性事件。通过对数百件非法集资案件剖析发现，此类案件引发的信访具有其自身特殊性：一是诉求具有差异性。投资人群体访的诉求在审判阶段差异极大，一部分投资人的诉求是希望严惩被告人、及时获得退赔；一部分投资人的诉求是释放被告人，让其继续经营以挽回损失；二是信访人员具有明显的群体效应。因投资人数多，在表达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过程中形成相对稳定的群体，规模不断增大，贯穿非法集资诉讼的整个阶段。从公安机关立案开始，历经审查起诉、审判、执行等阶段，投资人群体访不断出现，从几十人到几百人规模不等；投资人通过微信群、QQ等相互联系，集中上访、信访、闹访，特别是在重大节日、重大活动举办期间，给政府及司法机关制造压力；三是信访周期长，案结事难了。通常情况下因刑事案件引发的信访往往系当事人或案外人对案件处理结果不满而进行信访，时间起于结案。而非法集资案件则在案发时投资人的损失就有所呈现，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投资人意图通过上访、信访等途径保障自身权益，信访始于案发。案结后如无财产可供执行或执行未及时补足损失，则会引发反复信访，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与此同时，部分涉及企业的非法集资类案件，财物的处置又会牵扯到企业工人的安置、企业重组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问题，绝非简单拍卖了事就能解决，处置稍有不当，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二、非法集资案件群体访的原因剖析

一是投资人的法律地位不明致使权利保护不周延。

鉴于刑事立法对投资人的法律地位及投资合同的效力没有明确规定，导致不同省市、不同法院的不同法官在实践中认定标准不统一。有的法院认为投资人是被害人，有的法院则认为不宜将投资人认定为被害人。被害人作为合法权益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行为人，与被告人共同构成法律关系相对应的主体，系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之一，享有广泛、具体的各种诉讼权利、实体权利；而证人的法律地位为其他诉讼参与人，享有权利非常狭窄。投资人不是立法明确规定的法律概念。因此，必须对其身份加以明确（被害人还是证人），如界定不准确，不但导致司法认定混乱，还直接影响投资人合法权益的实现，由此带来的群体访事件频发。

二是非法集资案件追赃挽损难。

非法集资类案件的投资人核心诉求是返还投资款，投资人群体会密切关注涉案公司的资产情况，但目前非法集资案件大多借助互联网实施，收到投资人款项后以投资名义进行资金流转，以多重划转等形式化整为零，有的案件以虚拟货币形式进行转移，这给追赃挽损工作带来的困难呈几何倍增长。投资人的投资款无法通过刑事司法程序退回，便会对相关部门施压，导致群体访事件。

三、应对非法集资案件群体访的具体举措

一是要明确投资人的法律地位及其权益保障。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会判决涉案财产按比例返还给各投资人，这一举措已然从实质上保障了投资人的合法权益。但这并不是认定投资者属于被害人的依据，而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稳定的现实需要。投资人的法律地位问题直接关系到案件的实体处理和程序选择，必须加以明确。结合立法及司法实践中，非法集资案件中的投资人诉讼地位需区别对待：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人应认定为被害人，通过行政、刑事等多种途径对其合法权益加以保障；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投资人身份则应认定为证人，原因如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涉案企业在无资质、也无特许权的情况下，以高息利诱投资人，投资人盲目投资，既不核验涉案公司是否具有集资的资格，也不重视政府、媒体的宣传，其行为本身不具有正当性，而其遭受侵犯的权益也不具有合法性。侵犯公民财产权益案件中的被害人一般基于非自愿而处置财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投资人是基于投资获利而自愿投资，二者存在本质区别，国务院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也明确规定，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遭受的损失。因此，将其认定为被害人缺乏正当性基础。且将投资人认定为被害人将会引领不正当的社会风气，引导其他行为人效仿，并将责任推压给司法机关，对社会公众产生负面、不良的示范作用，严重损伤司法的公正和法律的威严。

虽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投资人不能认定为被害人，但考虑到当前司法实践对其财产权益保障的及时性、全面性，为了有效的弥补其财产权益损失并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应激励被告人积极退赔退赃，并明确退缴责任主体除了被告人之外，还包括业务员、财务人员以及获益的第三方，从而最大化的维护投资人的权益。

二是要设立公告制度。

公告制度可以最大化的保障对涉案财产权属存在异议的第三人参与庭审，从而最大程度的节约司法资源。非法集资案件涉及众多投资人，且可能存在多名被告人，法院很难掌握与涉案财产有关联的第三人具体情况，通过追加起诉或者对被告人分别起诉不仅浪费司法资源，还可能导致裁量结果不一致、涉案财产处置出现差异等问题，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故可设立公告制度。在案发地、结果地等通过新闻媒体、报纸、网络等途径告知投资人、第三人立案情况、审理情况，最大化的收集被告人犯罪证据，并引导投资人、第三人及时报案、提供证据，避免重复诉讼、追加起诉、另行起诉等。公告制度的确立有章可循，如刑事诉讼法设立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即规定有公告制度，鉴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处置可能涉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所有权，故通过公告制度通知其参与，可充分保障多元主体权益的平等实现。非法集资案件涉案人数众多且分散多地，如果不能充分保障投资人、第三人的知情权、参与权，那么一方面在利害关系人未参与庭审的情况下，其合法财产被处置，缺乏庭审参与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将会导致不断有投资人报案，司法机关重复立案、受案、审判，严重浪费司法资源。同时，鉴于非法集资案件具有模式化、套路化趋向，可通过格式取证方式减轻侦查机关工作量，如推行证言模板，由投资人将投资金额、返还金额、损失金额填写清楚，后附证据、清单、联系方式等，便于侦查机关查证及补充证据、核实情况。对涉案财产有异议的第三人亦可在公告后向司法机关提交证据、申请参与庭审，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三是要设立诉讼代表人制度。

实践中，非法集资案件投资人人数众多，分居各地且缺乏有效联系方式，司法机关难以充分保障所有投资人的诉讼权益，尤其是参与庭审、发表意见、法庭辩论等，存在程序违法的嫌疑。考虑到非法集资案件具有特殊性，投资人诉求不在于被告人的定罪与否，也不在于量刑轻重，其关注的重点在于其权益能否得到实际弥补。对此，为有效保障当事人权益并避免程序违法，建议引进民事程序的诉讼代表人制度。在侦查阶段，由投资人自行确定代表人，若无法推选出合适的代表人，则由司法机关与投资人进行协商，协商不成，则抽签或由司法机关直接指定诉讼代表人。诉讼代表人作为投资人代表可在诉讼过程递交证据、接收鉴定意见、诉讼文书，并可在庭审中出示证据、举证质证、发表辩论意见。这样既可有效维护投资人权益，还可大为减轻司法机关的负担、提升诉讼效率，并可有效削减投资人与司法机关的对立情绪，从而有效减少群体访事件的发生。

（石魏，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第三届北京法院司法实务研究专家，北京市法学会首届“百名法学英才”。王士博，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刑庭法官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