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之所向善为先

□ 塞纳河

谈及晚清风云，曾国藩和左宗棠这两位朝中重臣，是个绕不开的话题。而两人后半辈子的交恶，尤为引人注目、令人警醒。

功名心切、脾气暴躁，恃才傲物、刚愎自用的湘军统帅左宗棠，幼时读书一目十行，聪颖过人，素有神童之称，与朋友通信动辄自署“今亮”（意为当今诸葛亮）“老亮”等。纵观其一生，虽事业有成，人际交往却是失败的——一生没有多少朋友，与同僚共事纠纷不断，和朋友交往几乎没有一人能善始善终。

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倘论智商远不如左宗棠。他先后七次参加科举考试，二十三岁才中了个秀才，且是全县倒数第二名，被人笑称“三十岁以前是庸人”。他的特点是反应缓慢，行动拘执，谨慎内向。然而，曾公一生朋友如云，且所深交者大都是相当杰出的人物。天京（今江苏省南京市）克复前后，湘系“文武错落半天下”。英国历史学家包耳格曾评论说：“曾国藩是当时中国最有势力的人，当他死去的时候，所有的总督（包括左宗棠）都曾经做过他的部下，并且是由他提名的。如果他曾经希冀的话，他可能早已成为皇帝。”

后期，左宗棠数十年与他的恩主曾国藩交恶，是当时天下人都很关注的一桩大事。左公甚至发出“既生左、何生曾”的感叹，意即老天爷既然已经生了个左宗棠，为何又偏要生出个曾国藩。言外之意，如果没有那个曾公，他便是天下第一人。两人失和后，左公每见一人，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贬低甚至大骂曾公的机会。为了证明自己一贯正确，左公势必要例举曾公一生用兵用人、为人处世之错误之庸劣之不可理喻。然而，曾公从没公开说过左公一句坏话，私下里也不怎么对人谈论两人的是非短长。

面对左宗棠日复一日的不断攻击，曾国藩采取了如下对策：一是要求亲朋好友不要回击，避免火上浇油，鼓励他们尽量与左公搞好关系，不要因此与之交恶；二是对左公的攻击不闻不问，且不予回应。他曾在信中对人说：“我早就听说左公早晚不停地骂我，如果让我也这样骂他，我口笨心拙，肯定骂不过他。不如以一不骂二不听三不管的办法处理，结果也一样是不胜，却省心省力。老来精力日颓，正事还忙不过来，听那些颂扬我的话还听不过来。所以但凡有人告诉我左公骂我的事，我只听个大概，不让他们说完。”

后来，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受命镇压西捻军。后又因为西北地区回教起义导致局势动荡不安，左公继续西征。曾、左二人也因此有了平生最后一次交集。因为西北乃天下贫瘠之地，饷源不能指望当地，势必要“用东南之财赋，赡西北之甲兵”。就是说，这次出征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筹饷。虽然朝廷规定各省要按份额及时供给西征军军费，但只有少数与左宗棠私交较好的省份尽力供应，而那些与他关系一般的省份，都没能做到如数按期缴纳。

同治九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其辖下的江苏乃西征军重要的饷源地。左宗棠听说此事后，曾一度担心曾国藩不实心实意支持他，破坏他成就大业。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曾国藩份内的那份军饷，自始至终源源不断、稳定而可靠地输送而来，不但足额而且及时。不仅如此，在他剿捻及西征中，曾国藩还将手下最得力的干将刘松山交给他使用，刘松山在战场上屡立奇功，对左宗棠成就大业辅佐极大。

正是曾、左晚年这最后一次交集，最终深深感动了左宗棠。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曾国藩因脑溢血逝世于南京两江总督府，终年六十一岁。消息传出，举国震动。在林林总总的祭文挽联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当时身在西北前线的左宗棠派人千里迢迢送来的一幅，其文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不仅如此，坐在西北军营之中的左宗棠，回想与曾国藩一生的交往，越想越觉得伤怀。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曾侯（国藩）之丧，吾甚悲之。”“从前彼此争论，至兹伤感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他以“自愧不如”四字作为两人关系的最后总结，自甘同时代第二人。

曾公去世后，基于愧疚之心，左宗棠对其后人极为照顾。曾公死后五年，其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缺钱医治。左宗棠立马送他三百两银子，还在家书中回忆说：“吾与文正交谊，非同泛常。所争者国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与，固无丝毫芥蒂，岂以死生而异乎？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后来，曾纪鸿因病去世前后，左宗棠在医药费上又多次给予帮助，并在与同僚信中说：“吾辈待其后昆，不敢以此稍形轩轾。上年弟在京寓，目睹栗诚苦窘情状，不觉慨然为谋药饵之资，殡殓衣棺及还丧乡里之费，亦未尝有所歧视也。”

曾纪鸿因贫病而死，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曾国藩为官清廉、一身正气，更增加了左宗棠对曾氏后代的垂怜之意。后任两江总督期间，他曾委任曾国藩的女婿聂辑为营务处会办。次年，又提升他为上海制造局会办。聂氏自此官运亨通，一直做到江苏巡抚。这里，姑且不论左公对曾氏后代的提携是否完全合法合规。单从情理上看，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有历史学者曾就此评价道：圣贤一定是豪杰，而豪杰未必是圣贤。左宗棠心性修养功夫不足，只知进取不能静修，故仅止于豪杰。而曾国藩进可以做大事，退可以做圣人，乃圣贤也。这就是二人的根本区别。

自古圣者，大多品行高尚，智慧超群，大智若愚。诚如老子所云：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与人为善、成人之美，乃人间至善美德。为别人鼓掌的人，其实也是在给自己的生命加油。相反，为别人挖坑的人，其实也是在给自己掘墓。曾国藩人际交往的利弊得失，无疑是最好的例证。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天高地阔。他一生胸襟坦荡天下为公，不仅全然成就了一世英名，且最终感化了一直视其为竞争对手的左公，进而福荫后代、彪炳千秋。古今中外无数正反案例充分说明：行善者，眼下看有时会吃亏，长远看却往往得大福报。而作恶者，一时看似乎占了便宜，长远看则不免吃大亏。

老话说得好：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明月。世事无常，而天道有常。自古理再大大不过天理，人再能能不过自然。人无法抗拒生老病死这个自然规律，就是最好的明证。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善人和智者，虽然不能直接得到天道的特殊关照，但由于他们更能理性自觉地顺应天道良知为人行事，因而事业发展和生活追求，往往更容易顺风顺水。

曾国藩之所以被誉为圣贤之人，根本说来，正是源自他对天道和良知的深刻洞见。他晚年曾说：“吾辈位高望重，他人不敢指摘，惟当奉方寸如严师，畏天理如刑罚，庶几刻刻敬惮。”这里的“方寸”，指的是自己的内心，亦即道德良知。意思是说你成事、持续成事、持续成大事，有一天你忽然发现自己德高望重，别人已然不敢对你说长论短，这时你还要有道德良心，还有天理在。如果你能自觉意识到这两件要紧事，就基本不会犯大错，自然也不会胡作非为祸及子孙。

无独有偶，18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也曾说过，“有两件事物，我越是思考越觉得神奇，心中也越发充满敬畏，那就是头顶上的星空与内心的道德准则”。曾国藩和康德，一中一西，一个是政治家，一个是哲学家，这两位伟大人物居然思考着相同的问题。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意即顺着天道良知为人行事，就是该走的道路。

人本善恶一体，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为求和平共处、共享文明福祉，人类不得不编织出各种惩恶扬善匡扶正义之网，于法规纲纪之外，还有天道信仰和道德良知。如果说道德良知是人类自我规约的原始之网，天道信仰则是人类自我规约的终极之网。由此看来，对于凡尘夫子芸芸众生而言，笃信因果报应、顺应天道公理——哪怕仅仅作为一条宗教信条，未必不是好事。因为：只有行善者不必顾虑天堂有诈，方能一如既往奉行积德行善；只有作恶者惊恐于地狱成真，方能及时洗心革面弃恶从善。

常言说得好：管住自己，天下无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对于那些一味执迷于当大官、做大事，而又心怀叵测蝇营狗苟者，即便暂时没有违法乱纪东窗事发之虞，也不妨像曾国藩那样，每日清夜扪心反躬自省，悉心参悟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理，但求有所虔敬于天道和良知，进而勉力做到：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行无愧于人，止无愧于心。

呜呼哀哉，心之所向，以善为先。诚愿善行天下，恶绝人间！

（作者：塞纳河，资深媒体人，央媒高级编辑。在主耕新闻写作的同时，在小说散文、诗歌创作等领域也多有涉猎，发表《墙》《父亲山来母亲河》等作品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