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坚持并运用系统观规划行政执法改革具体路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刘杨在《法商研究》2023年第2期上发表题为《法治政府视野下执法协作的实践困境与破解路径》的文章中指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步入高速转型期，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日益复杂化，法治工作面临更多挑战。在行政执法领域，执法对象和执法环境的变化，使得执法事务的综合性日益凸显，既有的执法体制日渐无法回应复杂的治理需求，深化行政执法改革势在必行。在转型社会背景下，跨领域跨部门治理事务日益增多，执法体系需要加强横向的职能协同和整合，以执法协作来回应日趋复杂的治理需求。

执法协作是执法体系回应社会和治理转型的产物，它是权责分工的执法部门应对复杂治理事务的必然选择。一般而言，越是复杂的治理事务，对执法体系的协同和整合要求就越高。起初，执法协作主要用于解决特定的重大和复杂治理问题，但随着社会领域关联性和治理事务综合性的凸显，执法协作逐渐在日常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执法协作不仅是社会治理中心工作的重要推进方式，而且是常态化联合执法和日常性执法协助的主要实现形式。从具体经验出发，分析执法协作的实践状态是理解执法协作机制及其相关问题的前提。虽然丰富的实践场景使执法协作能够在许多复杂和综合治理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制度保障、职能结构、体制生态和社会条件等方面也反映出执法协作面临的困境。执法协作困境是多方面多层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反映出当前行政系统在法规制度、行政机制、职能设置等法治建设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短板，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政府法治整体生态的现状和不足。

当前的法治政府生态表明，执法协作困境指向的诸多体制机制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这些问题的交织影响了法治政府的建设进程。因此，执法协作的建设需要坚持并运用系统观，“以一种全局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系统观念与方法来审视和思考法治建设问题”，并综合各方面的结构性因素来规划行政执法改革的具体路径。在总体上，当前的执法协作建设应当立足于根本改善法治政府生态这一目标展开，具体而言，执法协作建设应当全面把握行政体制机制问题的关联，统筹推进执法体制、执法制度体系、执法运行机制、行政文化理念的建设，以一种“整体政府”的路径来回应社会转型和治理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