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设要增强政策协同性

类延村

近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定位。会议强调，要增强城市政策协同性，强化各方面执行力。

城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活跃的区域，其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政策协同通常指多个政策在目标、手段、实施效果等方面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城市政策协同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有利于统一城市治理标准、畅通治理流程，实现城市治理效能跃升和城市群一体化协调发展。

近年来，围绕提升城市政策协同性，我国进行了积极的政策联合创制实践。在中央层面，主要表现为城市治理相关部门打破职能边界，以联合发文等形式对跨部门问题进行整体性治理，如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城市信息模型（CIM）基础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共同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在地方层面，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打破行政边界限制，围绕城市治理议题共同参与政策制定和实施，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如沪苏浙皖13个城市共同参与《上海大都市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设计和报审工作，成为我国大都市地区开展跨区域协同治理的政策协同范例。

城市政策协同并非简单的政策叠加。当前，城市政策协同还存在覆盖事项不充分、协同形式较单一、部门协同动力不足以及区域空间协同不平衡等问题。这往往导致城市治理治标不治本，衍生出城市资源要素重复配置、区域城市间恶性竞争等系列问题，易出现部门间相互推诿、产业低水平重复建设等现象。要解决这些不足，进一步促进城市由同质化竞争向融合式发展转型，做好城市群和都市圈的组团式、网络化发展，必须强化政策协同权威、创新政策协同形式、拓展政策协同场域，建构起“跨领域+跨部门+跨空间”的城市治理政策协同体系。

以城市立法协同为引领，深入推进依法治市，为城市建设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要瞄准基础设施和错位发展推动协同立法，为跨区域要素配置和流动提供法治保障，力求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有效分工协作。要推动区域间公共服务标准一体化发展，特别要在政务服务、文化旅游、社会保障等层面加强立法衔接，引导城市流量向价值增量转换。要聚焦城市毗邻地区协同事项立法，以城市管理、环境保护等事项为切入点，为跨域协同执法确立标准。此外，还要强化文化传承和科技创新立法协同，为城市文脉赓续和治理增效提供行动指引。就此而言，依法治市成为城市政策协同的首要工作，在政策协同体系中具有重要引领价值和示范意义。

强化城市综合治理的政策统筹，推动城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城市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涵盖城市规划建设治理、交通综合治理、公共服务供给、基层治理现代化、安全韧性建设等诸多事项，加强政策协同性就是要通过部门职能融合融通实现事项跨域综合治理的一体化处置。城市政策协同重在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提供支撑。要积极探索城市治理委员会等议事协调机构运行规则，牵引跨部门政策协同体系建构。以“城市病”治理为出发点，重点推动部门职责职能清单、国土空间规划、交通缓堵促畅、数字城市建设等领域政策制定，以事权统一和治理效能为原则重塑治理流程，在政策体系中实现规划（设计）协同、标准协同和机制协同，提升“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改革效果。

突出城市政策空间协同重心，实现现代化人民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跨空间政策协同是城市政策协同的主要表现形式，旨在通过整体规划和资源配置优化实现城市间的一体化发展。要强化城市群和都市圈政策协同，以系统性、整体性观念谋划城市发展，特别要以长三角等五大城市群为改革场域，建构起错位发展、协同发展的政策创新格局。要在省域范围内科学界定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政策定位，形成重心突出、呈现特色和衔接有序的城市发展政策协同体系，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提供规范保障。要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推进城乡政策协同，完善以城带乡的顶层制度设计，强化“小县大城”“强镇带村”的政策引导，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我们要深入学习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在增强政策协同中推进现代化城市建设，打造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建构科学规范的政策支持体系，为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重庆城市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