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刑之善

钟　燃

1975年陕西省岐山县出土的青铜器“训匜（音同‘仪’）”（也称“朕匜”）让人十分惊艳，上有157字的铭文，详细记载了一起奴隶所有权案件一波三折的经过和判决，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司法判决实录。该案发生于西周晚期，是一起下级官员控告上司的诉讼案件。起因是牧牛（官职名）与其上司训因5名奴隶的归属问题发生纠纷，牧牛认为训侵占了他的奴隶，遂向周王提起控告。周王指派司法官伯扬父审理此案。伯扬父认为，牧牛作为下属控告上司的行为违背了其入职时立下的效忠誓言，构成诬告罪。根据西周法律，以下犯上属于严重犯罪，应判鞭刑一千，并施以墨刑。因牧牛主动和解并交还奴隶，伯扬父最终判令牧牛向训赔偿铜三百锾，并以盟誓保证不再犯。这个判决通过经济赔偿和道德约束替代严刑峻法，体现了西周“吕刑”中的祥刑思想。

“祥刑”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独有的概念，最早出自《尚书·吕刑》，与“虐刑”相对应，后人多释为“善刑”“善用刑”。西周中期（约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命吕侯主持修订刑法，提出了祥刑思想，使西周初期的“明德慎罚”思想进一步具体化、制度化。作为西周法典的“吕刑”久已失传，而现存的《尚书·吕刑》是吕侯制刑后遗存的官方档案文献。其开篇是周穆王告诫诸侯“来，有邦有土，告尔祥刑”，意思是说，诸侯啊，你们都有国土，告诉你们什么是祥刑、如何善用刑罚；结尾是“受王嘉师，监于兹祥刑”，意思是请诸侯接受周王的命令，认真监督执行祥刑。通篇对祥刑进行系统阐释，提出实施原则。主张“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即以德政施威则民众敬畏，以德政明察则是非分明；“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即刑罚应根据时代发展的现实情况或轻或重，既要统一标准，又要灵活调整，做到有章法、有原则；“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即若五刑案件存疑，可赦免改判赎刑，若五罚案件存疑，亦应赦免其罪；“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即司法断案不应依靠巧言善辩之人，而应由良善公正者主持，如此才能不偏不倚；“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即司法官员应以公正适中的刑罚约束百姓，既不过于严苛，也不流于放纵，以此教化引导民众敬畏德行。这些原则包含了对刑罚的敬畏与克制、详审与中正、仁恕与矜恤，将刑罚从单纯的暴力工具升华为德政的延伸。吕侯制刑创设赎刑制度，凸显出刑罚的人道转向。上述牧牛案中，法官伯扬父在量刑时反复斟酌“汝敢以乃师讼”的情节，判决以赎代刑，将“以刑止刑”的惩戒逻辑转向“以教代刑”的德治理念，可看作祥刑思想的具体实践。

明代丘濬对祥刑有过经典评论，认为祥刑的本质是“善”，而实现祥刑的关键在于“中”。他讲：“古人谓之祥刑者，盖除去不善以安夫善，使天下之不善者有所畏而全其命，天下之善者有所恃而安其身，其为器也固若不祥，而其意则至善大祥之所在也”“既得其情，则权其罪之轻重而施以其刑，其刑上下，不惟无太过，且无不及焉，夫是之谓中，夫是之谓祥刑”。

人类各大文明的早期法律制度多是冰冷凛冽，刑罚充满血腥之味和不祥之戾气。而《尚书·吕刑》把“祥”与“刑”两个看似矛盾的事物组合在一起，打造出一个全新概念，塑造了中华法制文明的鲜明标识。吕侯制刑与周公制礼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蕴含着用礼乐政刑构建新型治理秩序的宏大愿景，在酷刑肆虐之际犹如破晓的曙光，开辟出明德慎罚、德刑相济的良法善治之道。它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汉代录囚制度、唐代死刑复奏、宋代鞫谳分司、明清秋审大典无不是在这条大道上运行和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