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准乎礼

黎　明

据1973年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唐宝应元年六月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记载，公元762年6月，唐朝高昌城内，居民史拂的8岁儿子金儿和曹没冒的8岁女儿想子在一店铺前玩耍。粟特人靳嗔奴的雇工康失芬驾牛车从城外返回时，牛突然狂奔，冲入人群，将两个孩子碾过致伤。高昌县的官员“舒”负责审理此案，对肇事者康失芬进行了三次审问，并适用保辜制度，同意粟特商人在50天内对两个孩子进行救治。保辜制度是指官方处理伤害案件时，允许加害人在一定期限内对被害人进行救治，根据被害人的伤情变化来确定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保辜制度注重通过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既保护了被害人的权益，也为加害人提供了减轻刑罚的机会，而不是惩罚报复，体现了儒家慎刑恤刑和“无讼”思想。这一法律制度在唐朝时更为完善。尽管由于案卷残缺，该案最终判决结果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测，它表明唐朝的法律与德礼深度融合，唐律在边疆地区和化外人群中得到统一有效的实施，唐朝依靠唐律构建的礼法秩序深入边城、无远弗届。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唐律疏议》中对唐律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大意是说：唐律的制定、解释与实施均以儒家的“礼”为基本遵循，将法律与道德伦理有机结合，既符合古代法律文化传统，又适应当时社会现实需要，追求宽严有度、量刑适中、法平如水，成为后世立法的典范。中国古代的礼法关系经历了从含混、分治到融合的漫长历史进程。周公制礼后，总体上讲，礼具备了国家意志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等法的一般特征，礼侧重正面引导，刑是反面惩罚，出礼入刑，二者相互配合，共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礼法冲突逐渐显现，儒家主张恢复周礼，法家则主张以法治国。秦朝统一后，法家思想成为主导，法律被高度强化。汉朝建立后，汲取秦亡教训，继承西周“明德慎罚”思想，确立“德主刑辅”思想，逐渐将儒家思想引入法律体系。历经魏晋南北朝礼法融合的发展，至唐代完成“礼法合一”。《唐律疏议》开宗明义讲“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形成了以礼率律、律外有礼的礼法体系，达到了中国古代法制发展的巅峰。“一准乎礼”不仅是唐代法律的基本特征，为王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礼法秩序，而且塑造了中华法制文明礼法融合这一独特形态，标志着中华法系的成熟，为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稳定有效的治理框架。

巅峰过后，往往走向反面。“一准乎礼”的实质是维护封建等级特权和宗法关系，内含对平等原则的侵蚀，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不符。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度强调宗法伦理，就会压抑个体自由，制约社会进步。唐律的“一准乎礼”，在两宋继续发展，到明清时期就走向了极端，演变为“存天理灭人欲”“礼教杀人”亦非虚言。沈家本在主持清末修律时，对此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对唐律进行了批判性继承，既反对“一准乎礼”的绝对化，又肯定唐律“情理法兼顾”，强调“法律须合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