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持续整治‘大棚房’、侵占耕地‘挖湖造景’、乱占耕地建房等问题。”“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加大对婚托婚育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农民权益保障的相关话题成为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所关注的焦点。如何严守耕地红线？如何保障农民进城落户后的各项权益？……围绕中央一号文件中涉及农民权益的相关内容，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守耕地之本：稳粮与安民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持续整治‘大棚房’、侵占耕地‘挖湖造景’、乱占耕地建房等问题，坚决遏制破坏耕地违法行为。”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高雪莲表示，此举释放了“国家对耕地保护的极端重视、严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的信号。
耕地是粮食生产之根。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黄振华表示：“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如果没有足够的耕地，基本农田不能保证，粮食安全问题就会很突出。”
高雪莲认为，整治耕地等违法行为，有助于避免耕地流失与生态破坏，遏制违规占用耕地行为，减少土地资源浪费，避免因此导致的生态风险；对农民而言，有助于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保障农民生计，保护农民耕作权，防止因耕地减少导致种粮收益下降，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长远利益。
高雪莲建议，为进一步加强整治耕地等违法行为的力度，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的耕地保护意识，增强农民耕地保护的自觉性；要发展动态监测技术，利用卫星遥感、大数据平台建立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实时监测系统，使耕地保护巡查制度常态化，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行为；要推动行政措施与法律法规并行，完善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强化基层执法队伍能力，明确耕地保护的责任主体，严厉打击违法占用耕地行为；要完善耕地保护考核评价体系，实行利益补偿机制，对复垦撂荒地的农民给予补贴，对生态友好型耕作模式（如轮作休耕等方式）提供奖励。
耕地质量保护与耕地生态密不可分。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加强农用土地重金属污染溯源和整治。支持秸秆综合利用，精准划定禁烧范围，依法依规落实禁烧管控要求。”
“农业绿色发展正处在‘去污’到‘提质’‘增效’的转段关键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晓莉表示，2024年年底，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促进乡村生态振兴的指导意见》提出构建“四梁八柱”政策体系。2025年年初，《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要求“加快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农业绿色发展离不开有效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对于加强农业绿色发展和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针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方面的“秸秆禁烧”，王晓莉提出，一方面，要更加精准划定禁烧区，各地根据农业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发展阶段，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另一方面，要“疏堵结合”，减少单一行政管制型工具使用，探索“行政管制+市场激励+社会参与”的政策组合拳，完善秸秆供需网络，构建多元化利用市场，推动秸秆从田间废弃物有效转化为高附加值资源，让农民真正得实惠。
畅进城之路：融城与赋权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利益分配权，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
黄振华表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央一号文件中的相关举措，一方面是从法治层面切实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权益，使他们在城市中安居乐业，共享发展成果；另一方面是出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更好地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三方面统筹起来。
2024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规定，进城安居落户的农民原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不得因进城安居落户取消成员身份，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黄振华表示，进城落户的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有权享有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利益分配权。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又一次强调进城落户的农民的权益，高雪莲认为，这体现了城乡融合发展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同时，更加注重农民权益保护和制度创新。
高雪莲表示，此举将有助于破除农民“离土即失权”的困局，通过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消除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后顾之忧，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稳定融入城市，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同时，还有利于优化要素配置，为土地规模化经营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制度空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为更好维护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等权利，高雪莲指出，应确权登记全覆盖。完善法律法规，明确进城农民土地权益的具体内容，加快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明确权属边界；要完善市场化退出机制。建立区域性土地交易平台，健全土地流转市场，规范土地流转流程，确保土地流转的公平性和透明性，探索以土地置换、入股分红等方式实现自愿有偿退出；要加强市民化配套改革，将土地权益保留与城市公共服务挂钩（如教育、医疗等），形成“带权进城”的激励兼容机制；还要加强基层治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确保政策的平稳落地和有效实施。
正婚育风气：破陋与树新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加大对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这也是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通过法治手段将“打击婚托婚骗”纳入治理范畴。
王晓莉认为，“打击婚育婚骗”是乡村振兴从“富口袋”迈向“富脑袋”的关键举措，更是以“小切口”推动乡村培植健康向上的婚育文化和乡风文明的表现。
近年来，农村地区借婚姻为名索取钱财直至诈骗高额彩礼的事件不在少数，已引发广泛关注。“乡村婚托婚骗现象增多背后核心驱动力是利益。”黄振华深入剖析这一问题指出，从本质上来讲，婚托婚骗的行径属于诈骗行为的范畴，相关违法犯罪人员与利益紧密捆绑。他们以婚姻为幌子，实则将目光锁定在钱财上，利用农村地区部分家庭急于婚配的心理，骗取高额彩礼。
据统计，一些地区的农村家庭面临着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的潜在风险。王晓莉表示，婚育骗局不仅损害个体权益，更冲击了乡村社会的公序良俗。这些问题背后，既折射出传统婚俗异化为利益交换的现实，也暴露出乡村治理的薄弱环节。打击婚育诈骗有助于阻断“因婚致贫”循环，保护农民财产权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王晓莉表示，“打击婚育婚骗”需破立并举，破的是违法乱象与陈规陋习，立的是法治权威与文明新风。通过法治硬约束、文化软引导、经济强支撑三力协同，推动乡村婚育文化的健康可持续转向。
具体来讲，要明确法律边界，严惩违法行为，涉及民法典、妇女权益保障法、刑法等内容，公安部门可以设立“婚姻诈骗”专项立案，规范婚介行业，清除灰色产业链；要修订村规民约，引导村民将“抵制天价彩礼”“反对婚育诈骗”写入村规民约，设定彩礼上限，并配套奖惩措施，借力“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自治组织，对婚恋纠纷进行调解，对不良风气进行评议监督；还可以创新金融服务，弱化彩礼依赖，如推广“新婚贷”等金融产品，探索“集体婚礼基金”模式，由村集体或合作社统筹资金，为简办婚礼的家庭提供补贴。
黄振华还强调，基层组织村“两委”应加强对相关问题的排查，对于村民的婚姻情况加以留意。针对结婚进程快、结婚对象有多段短期婚姻、明确以彩礼作为结婚前置条件等现象，要提前预警，个人也应该增强警惕。
（2025年3月18日《中国妇女报》见习记者 高舒帆）
编辑：吴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