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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高清舞台艺术影像，英国国家剧院的话剧《利奥波德城》最近两年在京城剧场多轮宣传上映。该剧虽荣获美国奥利弗最佳新剧奖等殊荣，但高清影像是否叫座又叫好，反响各异。正应了一句话，艺术是把双刃剑，从诞生的一刻起就注定不会人见人爱。新兴的媒体艺术概莫能外。
《利奥波德城》创作于2020年，主要讲述一个“四世同堂”的犹太家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兴衰史。2024年10月，在北京老舍剧场观赏该剧影像，眼看邻座对开头的圣诞节庆戏饶有兴致，中途瞌睡正酣。事实上，线上线下吐槽观赏该剧须经受“睡眠挑战”的观众大有人在。
能让观众在剧场昏昏欲睡的电影，会不会是好戏剧？
获奖的是作品，还是作品背后的故事？
高清舞台艺术影像，是将舞台艺术作品进行多机位摄制后，通过卫星及高速网络传输设备在影剧院直播或录播放映的一种跨界艺术形式。问世近二十年，其“科技+艺术”功效有目共睹：既能助力艺术传播，增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尊重与交融，又能催生相关文化产业新赛道，促进行业发展。同时，应当看到，舞台艺术现场表演的感染力，尤其是演员与观众间的互动，因场场表现不同而各美其美，而一旦拍成影像，其最大的“软肋”也即在此。
《利奥波德城》剧照
不可否认，观众的十次虚拟在场，与十次置身剧场“好”座位，二者的审美体验大相径庭。后者视角之主观自由，“我看由我不由天”，不容置疑——当然，二者并无高下之分，后者应该更适合那些在专业领域有深耕需求的人。
好的戏剧，不一定能成好的影像。影像可以凭借技术穷尽各种角度和手段，但是成也影像，“败”也影像。恰似电子琴与钢琴音色之别，“剧场播放器”往往欠缺一份独属于舞台的微妙“心动”、一份与生俱来的气韵。肉眼可见的审美之“隔”，变异的戏剧，并非纯粹的电影，现有技术下甚至并不比通常意义上的电影更“爽”更好看。那位打瞌睡的邻座云，赶上同一位演员一人饰演多角，特写镜头令其对众多人物关系愈发糊涂。舞台艺术影像想要与观众持续共情、共呼吸，绝非易事。
围绕影像的宣传，往往反哺与反噬并存。看戏有时就像吃比萨，饼之拉丝意犹未尽，正如观众感动于戏内还是幕后，不一定非要拎得清，但终归饼好吃才是正着。单看该剧的宣传，大数据“投喂”以及观众的“自我投喂”不无先声夺人之势。同一张海报，编剧名字出现三处。作品出炉故事及赞誉，正片放映前被再次推出，“反哺”不足“反噬”有余，难免使临场兴至谷底。剧中编年史下特定的场景跳跃，使观众像在观展，观赏会活动的照片——里面的人物竟也在翻着影集。对于该剧之获奖，人们有理由质疑，获奖的到底是作品，还是作品背后的故事。
真实而“荒诞”：作为背景的利奥波德城
《利奥波德城》开场以1899年奥地利维也纳的利奥波德城为背景。大幕甫一拉开，令人惊艳。人物众多，但颇见莎士比亚台词“范儿”。维也纳人本就热衷辩论，能诞生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名曲《闲聊快速波尔卡》绝非偶然。编剧巧借一座城为犹太家族的苦难镶上了金边，单从剧名看，他就已经成功了。
《利奥波德城》放映现场 马霞 /摄
资料显示，按照维也纳当时的区划，利奥波德城有“71%的银行家，65%的律师，59%的医生和一半的记者都是犹太人”。与其说观众是在欣赏艺术，不如说是陪着编剧汤姆·斯托帕德、这位因电影《莎翁情史》而荣获多项国际大奖的八旬犹太裔老翁，重新厘清其被压抑的家族身份历史，反思战争，审视人性。其间观众或许会有走神，想到“反犹法”之前剧中人会不会走下舞台，去这利奥波德城里的普拉特街去看戏，那里拥有一个影响深远的利奥波德城市剧院，而且很有可能邂逅台词中提到的犹太名人，比如纠结于职称难题的弗洛伊德，或者为争维也纳歌剧院院长一职而不得不皈依天主教的马勒……如此感受，颇富某种行为艺术般的“荒诞”意味。
当剧中的数学家姐夫陪孙辈们玩翻绳游戏、一边讨论数学时，观众应该能轻易地被瞬间“代入”，忆及童年时代。人类的游戏都是相似的。正如剧中所云，“驱逐、屠杀、焚烧、血祭诽谤，像中世纪一样过去了”，人们天真地以为“时代进步了”。然而悲剧戏码何以频繁上演？须知，不是所有该厌弃的都可以像处置旧地毯一样一卷了之。一旦遭遇诸如疫情、战争，恐惧挣扎之下，人们未必会比剧中人做得更好。对信仰或多或少之“背弃”，经受屈辱而不得不“妥协”只为一笔“划算”的买卖，却也拼出了人性幽微的版块。
勇气和毅力：当“反犹法”接踵而至
有证据显示，弗洛伊德曾涉嫌抄袭、造假甚至疑似对法西斯有所支持。跟利奥波德城关系更密切者，当推弗洛伊德的“对手”、有“自卑情结之父”称谓的犹太人后裔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阿德勒1897年在利奥波德城切林街七号开业。诊所附近的普拉特游乐园，在1897年树起一个巨大的摩天轮，成为维也纳地标之一。游乐园的马戏表演艺人常找他看病，由此结合自身经历，阿德勒敏锐地提炼出“自卑感”之精髓。
阿德勒还洞察到经济受挫与自卑、暴力之间的可怖关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有所预判。至于希特勒何以反犹，务实的说法是为了解决军费问题。也有观点将反犹归结于希特勒在利奥波德城遭遇了生理原因导致的病态心理。拉尔夫·乔治·劳埃特在其《大逆转1919》书中认为，正是“一战”的败绩让德国人急需发泄挫败感，而犹太人正好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纳粹反犹的直接见证，莫过于德籍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撰写的《安妮日记》。该书描述了德军入侵后八人于密室长达两年的求生勇气和毅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书中提到“一个个的反犹法接踵而至”，如何极大地限制了犹太人的自由：“凡是犹太人都必须佩戴一个黄星标志”“必须上交自行车”“不能乘坐电车”；只能定时定点购物；不得出入运动及娱乐服务场所；“晚上八点后，既不允许犹太人停留在自家院子里，也不允许在朋友家做客”“不能去基督教徒的家里”……
由此不难理解《利奥波德城》中何以幸存下来的只有三人。与为了官职而受洗改宗的马勒不同，出生于利奥波德城的犹太人，无调性音乐的先锋、十二音体系的奠基人阿诺德·勋伯格，1933年在流亡中回归并坚定了本来的信仰。1948年，他在洛杉矶的街头出现。
无论经历怎样的迁徙与伤害，无论反犹政策是否在客观上“制造”了犹太人，追求灵魂的救赎，命运更青睐那些以磨难为挑战的人。
让观众在剧场昏昏欲睡的电影，是不是好戏剧？观众说了算。倘若能动人心弦，有助疗救困境，有些作品是值得撇开娱乐目的、忍耐“再刷”的。赫拉克利特一言以蔽之，“如果不期望意外的东西，也就不会找到它”。
（作者 马霞 系本报记者）
（2024年11月14日《法制文萃报》）
编辑：吴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