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辽宁抚顺,这片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土地上,有一处见证了人性救赎与和平希望的地方——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
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全貌
抚顺,山水胜地,雷锋之城。在抚顺市高尔山南,浑河岸北,一片青砖灰瓦的古老建筑静静矗立着。
这里曾是日军始建于1936年用于关押三千余名抗日志士和爱国主义者的“抚顺典狱”,是新中国成立后改造“战争魔鬼”和“末代皇帝”的场所,也是世界上唯一一所保存完整的关押和改造日本战犯、伪满洲国战犯和蒋介石集团战犯的遗址。
2024年3月,辽宁省监狱管理局正式接管抚顺战犯管理所,将其建设为辽宁省监狱人民警察教育基地及教育改造理论研究基地,使其成为打造“雷锋式”监狱人民警察队伍的重要一环。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走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探秘新中国成立后其对战犯的改造与救赎,感受战犯的蜕变与新生。
悔罪教育直达内心
时间追溯到20世纪中叶。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将大批俘获的日军战俘押送到西伯利亚。1950年7月,苏联将在押的969名乙级、丙级日本战犯引渡给中国政府。中国将这部分战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对其进行人道主义改造。
日本战犯被收押初期,多数战犯对抗改造。抚顺战犯管理所对闹监的战犯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战犯进行世界形势发展教育
“1952年初,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对战犯进行适当的悔罪教育。随后,战犯管理所组织战犯开展政治学习,并创造性地在下层战犯中开展‘忆苦思罪’的教育方式,战犯们组建了‘战犯学习委员会’,收到很好效果。”辽宁省监狱管理局教育改造处处长贾立伟介绍说。
战犯三轮敬一曾任日军中队长,刚入所时他对抗改造,经过一段时间帮助教育,主动要求回到学习小组。三轮敬一的归队鼓舞了下层,教育了中层和上层。
另外,战犯们平日还可以收听日语广播、阅读杂志、观看电影、油印学习小报以及开展世界形势教育大会等。
1954年5月20日,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在战犯大会上做了比较认真和全面的认罪悔罪。与此同时,日本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也做了认罪悔罪。当时,战犯中有“文看古海,武看藤田”的说法,这一文一武的认罪悔罪表现,对日本将校级战犯态度转变产生很大影响。
尊重人格保障健康
抚顺战犯管理所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即作出明确指示:要尊重战犯的民族习惯,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保障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
“管理所对日伪战犯伙食实行三级分灶对待:将官级吃小灶,校官级吃中灶,校官以下吃大灶。考虑到民族风俗习惯,主食全部是大米和面粉。”辽宁省监狱管理局教育改造处副处长乔磊介绍说。
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为战犯理发
有一次,管教人员与战犯们在地里劳动,战犯们以为管教人员带的干粮一定不错,结果一看是玉米面做的“菜团子”,使战犯们非常感动。
抚顺战犯管理所建所之初,就新建了医务室,医务人员定期给监室消毒、为战犯做体检。
战犯武部六藏入所2年后突发脑血栓瘫痪在床,护士焦桂珍护理他4年之久,直至他假释回国。
抚顺战犯管理所还为残疾战犯安装假肢,为151名战犯佩戴各种眼镜,为302名战犯镶牙。
战犯永富博之曾打掉中国百姓满口牙齿,将其杀害,他却被镶了牙,他感动地说:“要彻底认罪,重新做人。”
为保证战犯身体健康,抚顺战犯管理所决定战犯每日运动3小时,劳动3小时,学习3小时。
在一张老照片中,展示了战犯在运动场召开秋季运动会的场景。而这个运动场,曾是日军残害抗日志士的杀人场。
1956年春,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指示,抚顺战犯管理所组织全部战犯到社会参观,接受社会教育。战犯每到一地都向中国人民忏悔,在南京雨花台前集体谢罪。
为了和平贡献力量
1956年7月,经最高人民法院沈阳和济南特别军事法庭审判,45名罪行严重的日本战犯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其中武部六藏由于病情假释归国,其余战犯均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继续服刑。此时,抚顺战犯管理所又称“抚顺战犯监狱”。
“值得一提的是,前述45名战犯无一人被判无期徒刑,抚顺和太原关押的其他1017名日本战犯被免予起诉,释放回国。战犯们审判中痛哭、下跪、谢罪,甚至要求重判。”辽宁省监狱管理局教育改造处副处长王帅介绍说。
从1958年始,根据服刑日本战犯表现及身体状况,中国政府分别给予减刑、假释和提前释放。到1964年3月,除一人病故外,在押日本战犯全部获释。
令人倍感欣慰的是,1957年9月24日,获释日本战犯在东京创建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陆续被释放的战犯回国后,无一例外地参加了“中归联”。该会一直致力于反战和平与中日友好事业,成为日本重要社会团体之一。
“中归联”会员在近50年间,念念不忘他们的“再生之地”,念念不忘教诲他们的“恩师”,以各种方式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达他们的忏悔之意、感激之情。
他们现身说法揭示披露日本侵华罪证,出版大量书籍、文章,其中《三光》《侵略》影响最大。他们将搜集到的中国死难劳工的遗骨和资料返还中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设立“谢罪碑”,在日本千叶县设立“中归联碑”,抵制日本篡改教科书和参拜靖国神社等,为1972年中日建交起到了积极作用。
1988年5月,获释多年的日本战犯回到“再生之地”访问时,为表达感激之情和谢罪之意,特意从日本带来了榉树、樱花等多个珍贵树种,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栽种。
1956年释放归国前,管教员吴浩然送给战犯副岛进一把牵牛花籽,希望他再来中国时捧着鲜花,不要再拿着武器了。50多年来,副岛进牢记嘱托,在自家院里种下牵牛花籽,随后还将繁育的新花籽分给左邻右舍。副岛进逝世后,他的夫人把牵牛花籽又回赠给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们称之为“宽恕之花”“和平之花”。
2002年4月20日,因会员年事已高,“中归联”宣告解散,同时成立“抚顺奇迹继承会”,以传承和发扬“中归联”精神,至今仍在推动中日友好、世界和平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抚顺战犯管理所创造的奇迹,不仅在于对战犯的成功改造,更在于为世界和平贡献了力量。
从末代皇帝到公民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还曾成功改造过一名特殊的战犯——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1950年8月1日,中国在绥芬河车站接收苏联移交的以溥仪为首的59名伪满战犯,他们均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此后,管理所又接收一部分,共计关押伪满战犯71名。
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补袜子
溥仪刚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连叠被子、洗衣服等基本生活技能都不会,在管教人员的积极引导下,他放下了“皇帝”架子,开始和其他普通人一样参与学习和劳动,并主动写下认罪补充书。
多年的教育改造,使溥仪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了正确认识和感情,他从头学起,逐渐融入集体。
1959年12月,溥仪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批特赦犯,他泪流满面,颤抖着接过特赦通知书。
被特赦后,溥仪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我这样一个罪人,不仅没有死,甚至还活得好好的,有了妻子、家庭、工作……把战争罪犯改造成新人,这是一个奇迹。”
从“皇帝”到公民,溥仪的蜕变,是新中国教育改造工作的生动写照。
“改造成就新生,传承铸就未来。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辽宁监狱将雷锋精神作为监狱人民警察的警魂,继承抚顺战犯管理所教育改造经验,推动监狱工作从‘关得住、不跑人’向‘改造好、不再犯’全面提升。”辽宁省司法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高长生说,未来辽宁监狱定将涌现出更多改过自新、重获新生的故事。
(2024年10月17日《法制文萃报》记者 张国强 韩宇)
编辑:吴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