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 案情概述
张小某将其父母张某、王某起诉至法院要求父母返还彩礼。
庭审中，原告张小某诉称，她系被告张某、王某的女儿。2020年6月，经媒人介绍，原告与案外人林某定亲，两被告收取聘金共18万元。之后原告与林某于2020年8月17日在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生育一女。原告与男方共同生活期间，因男方家庭条件并不宽裕，为补贴生活支出，原告多次向被告要求返还聘金，均遭到拒绝，甚至在原告住院生产急需医疗费时，两被告也不愿返还，故提起诉讼请求返还聘金18万元。
被告张某、王某在庭审中答辩称，原告以返还聘礼为由起诉被告，诉讼主体不符。被告收取了聘金18万元属实。按传统习俗，聘礼是男女结婚时男方或男方家庭支付给女方家庭，并由女方父母支配的钱物，并不是给女方个人的。被告收取的聘礼是原告丈夫的家庭赠送给被告的，并不是赠送给原告的，因此所收取的聘礼归被告所有，原、被告亦不存在保管关系。被告之所以至今未为原告举办婚宴、置办嫁妆，是因为有特殊原因，且被告认为男方定的日子不好，需要重新选定，还准备拿出几万元还礼给男方及原告，但男方后面未再与被告重新商定婚宴日期。原告在登记结婚不久即向被告讨要彩礼，还对被告进行辱骂，并损坏被告家中财物，被告曾报警处理。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彩礼没有依据，请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 法院裁判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实质在于彩礼的归属之争。结合彩礼的传统习俗因素及时代变化，将彩礼理解为男方家庭以结婚为目的对于包括出嫁女儿在内的女方家庭的赠与，父母及出嫁女儿共同对受赠财产享有利益，无疑更为合理，更能兼顾中华传统文化伦理和新时代、新社会的要求，也更易为社会公众的情感所普遍接受。
据此，在女方父母与女方本人无法对彩礼的归属、处置协商一致的情形下，法院认定本案中两被告收取的彩礼18万元，应认为系女方父母及女方本人家庭共同所有，结合彩礼的数额、支出情况、嫁妆及婚宴的置办情况及原、被告当前的经济情况和实际生活需要等情形，参考当地习俗，酌情确定由两被告返还原告10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并自动履行完毕。
■ 法条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4〕1号）主要解决彩礼范围、彩礼与恋爱期间一般赠与区别、彩礼返还主体、彩礼返还条件等问题，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法释〔2020〕22号）结合，形成逻辑完整的彩礼纠纷法律适用规则。彩礼的性质，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赠与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一章对赠与制度进行了原则规定。
彩礼究竟是对女方个人的赠与还是对于女方家庭的赠与，实质也是彩礼的赠与对象问题。结合彩礼这一习俗产生的历史文化传统因素和新时代新社会关于彩礼的观念嬗变及合理演进，将彩礼视为男方或男方家庭以结婚为目的的对于包括女方父母在内的女方家庭的赠与更为合理。女方及女方父母对受赠的彩礼构成共同共有关系。如女方及其父母对于彩礼的归属产生争议，本质上是要求将彩礼这一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在进行彩礼分割时，应当遵循合情合理的原则，以提高社会可接受度。一方面，应当考虑彩礼的支出情况。按照传统习俗，父母收取彩礼后往往需要为女儿筹办婚宴和嫁妆。如父母已为女儿举办了婚宴并置办了嫁妆，除非彩礼数额巨大且不予分割对女儿造成严重不公，原则上不应再支持女儿对彩礼的分割要求。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双方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需要。如女儿出嫁后生活陷入困境，则在分割彩礼时应适当向她倾斜；若父母年事已高且缺乏生活来源，则应为他们保留较多的份额。此外，还需要酌情考虑父母为抚育女儿所付出的辛劳等因素。
■ 律师短评
涉及彩礼纠纷近些年并不鲜见，但大多是男方给付彩礼后要求女方返还，像本案这种情况，女方要求父母返还彩礼的情况确实比较少见。
处理彩礼纠纷时，我们应坚持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内，遵循法律规定本意，明确审判实践中的具体裁判规则，同时也更应当关注个案的具体情况，结合彩礼给付的对象、彩礼给付的情况、彩礼使用的情况、彩礼的金额、各方的经济情况，对于婚约及婚姻缔结过程中的投入情况等综合予以分析。
婚嫁风俗一直在演变，古时讲究的三书六礼、十里红妆，今天提倡的简约适度、现代文明，都是围绕祝福夫妻好合这一婚礼仪式的核心，表达对婚姻生活的期盼与祝福。因此，妥善处理彩礼问题方有利于婚姻的稳定、家庭的和谐、良好社会风尚的弘扬。
（作者 李婍婧 系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学硕士）
（2024年9月26日《法制文萃报》）
编辑：吴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