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化解读首部“网暴信息治理”规章

6月14日，备受各界期待的网暴信息治理“新规”正式对外公布。《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下称《规定》）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审议通过，并经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同意予以公布，将于2024年8月1日起施行。这也是我国首部针对网络暴力信息治理的专门性立法，从法律位阶来看属于部门规章。

《规定》共有七章34条，从明确网络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健全预防预警机制、规范网络暴力信息和账号处置、强化用户权益保护、加强监督管理、明确法律责任等方面，建立起了一整套针对网络暴力信息综合治理的法律体系。

据介绍，《规定》以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为依据，吸收提炼了《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文件以及“清朗·网络暴力专项治理行动”“清朗·网络戾气整治”专项行动等监管工作的有效经验和做法。

记者注意到，从章名来看，最终审议通过的《规定》较2023年7月发布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有所调整。如第三章由“网络暴力信息监测预警”变为“预防预警”，第四章由“网络暴力信息处置”变为“信息和账号处置”。

从内容来看，《规定》明确了网络暴力信息治理坚持源头防范、防控结合、标本兼治、协同共治的原则，同时对网络暴力信息作出明确定义：“通过网络以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形式对个人集中发布的，含有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威逼胁迫、侵犯隐私，以及影响身心健康的指责嘲讽、贬低歧视等内容的违法和不良信息。”

近日，记者特邀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郭旨龙副教授（及硕士研究生杜佩）、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张建清法官、北京鼎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庞理鹏律师等业界专家，从各自角度对《规定》的出台进行多方位、立体化解读分析，以让读者更好了解这部网暴“新规”的出台意义、条文含义和适用范围等。

“新规”开出了多方协同的网暴治理行动方案

郭旨龙

一次骤然而起的网络暴力风波，不仅会引发一个原本寂寂无名的个体遭受非正常的“社会曝光”，还会进而导致一场以被害者了结生命为代价的惨痛结局。针对愈演愈烈的各类网络暴力事件，四部门联合公布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新规，为网络暴力信息的有效治理开出了良方妙策，也为良好网络生态的营造提供了多方联动的最新行动方案。在笔者看来，《规定》呈现出以下几个新特点：

第一，明确了网络暴力信息的内涵和外延。网络暴力最早并非法律语汇，不仅内涵模糊，而且外延也很宽泛。只有首先明确网络暴力信息究竟是什么，才能在防治这类信息出现的同时，避免对言论自由权利的不合理侵犯。《规定》第32条对网络暴力信息先是进行了列举式定义，将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威逼胁迫、侵犯隐私以及可能影响身心健康的指责嘲讽、贬低歧视的内容归为网暴信息范畴，此外又以列举未穷尽的“等外等”形式，为将来可能出现的网络暴力异化形式留下解释空间。紧接着，《规定》第33条又对网络暴力信息的范围进行了排除式限制，即检举揭发他人违法犯罪和依法实施舆论监督的信息不属于网络暴力信息的范围。由此，让网络暴力治理更加有的放矢，也让公民言论自由得到充分保障。

第二，构建了多层次、分主体的信息管理责任体系。所谓“多层次”，是指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不仅需要承担网络信息内容的管理责任——网暴技术识别、舆情应急响应、防护服务优化、监督渠道畅通等技术开发责任和服务管理责任，也需要承担网络暴力防治协助责任——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网络暴力信息风险，并为用户和有关部门取证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此外，《规定》还鼓励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探索完善网络暴力预防的技术机制，如智能屏蔽私信等功能，引导其积极主动承担法律责任之外的社会责任。所谓“分主体”，是指对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等特殊主体作出了特别规定，要求其在信息发布时进行更为严格的事前审核、事中跟踪和事后处置。此外，对网络论坛社区、网络群组的建立者和管理者，《规定》要求其应当依法依约采取限制发言、移出群组等管理措施。

第三，强调了网络暴力信息治理的法域协同思路。《规定》第3条提出了网络暴力信息协同共治的原则，第31条再次强调涉网络暴力行为可能涉及民事、行政和刑事等多种法律责任，反映出多法域协同治理的思路。但受限于《规定》本身的效力层级，条文的规范结构基本只有假定条件和行为模式，对否定性法律后果，条文的规定略显欠缺。这意味着，对涉网络暴力信息的行为进行法律应对时，仍需援引上位法或其他部门法的有关规定。值得注意的是，第30条第2款系对涉网络暴力信息行政责任的兜底性规定，明确了对于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的涉网络暴力信息的行为类型，可以由有关部门依据职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与责令限期改正、罚款在内的行政处罚，此规定让网络暴力信息治理的框架体系更加严密。但行政责任的承担不能替代对民事赔偿责任的追究，也无法实现刑事威慑和犯罪预防。因而，未来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多个环节上进一步加强法域协同和立法规范，是网络暴力信息治理的完善方向。

网络暴力仍是当前社会治理尤其是网络空间治理中的一大顽疾，《规定》的颁布为网络暴力信息治理奠定了规范基石。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对此社会问题的治理，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仍需继续深入探索网络暴力背后的形成机制和集体效应，通过持续不断的立法完善，让所有互联网参与者形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守法自觉，才能真正实现网络空间的长治久安。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 郭旨龙、硕士研究生 杜佩）

“新规”为规制信息网络侵权行为提供了新指引

张建清

近年来，因网暴引发的各类悲剧不断刺痛着大家的神经，在网络空间实施人身攻击、泄露隐私、人肉搜索等行为，仿佛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网络俨然成了不法之徒的“庇护所”。而对受害人而言，想要维护自身权利却面临施暴主体难以确定、证据难以固定、责任难以判定等被动局面。

《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是我国首部以部门规章形式公布的反网络暴力专门立法，对于健全网络生态综合治理体系意义重大。对于人民法院而言，《规定》实施后，要通过严格适用、依法审判，为网络暴力受害者提供有效的司法保护，同时也要积极通过调查研究、发送司法建议、普法宣传等方式延伸审判职能、参与社会治理，推动良好网络生态建设，守护公民合法权益。

一、《规定》明确界定了网络暴力信息的概念，有助于司法机关准确判定该信息是否具有侵害性、违法性。《规定》在附则第三十二条，对网络暴力信息做出了明确定义，包含信息传播形式、发布特点、构成要素、词汇特征等。具体而言，网络暴力信息通常具有针对性、侮辱性、攻击性和虚假性，以及集中发布、传播形式多样等特点，这类信息容易导致受害者产生心理压力，进而引发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甚至导致受害者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全面理解该定义，就能准确把握网络信息违法与否的边界，有助于人民法院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可苛责性。此外，《规定》还确立了用户对网络暴力信息投诉举报的权利，增强了用户遭受网络暴力信息侵害的应对能力，将网络暴力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有机衔接，与相关法律、法规共同织密了网络暴力信息治理的制度之网。

二、《规定》明确并细化了发布网络信息的各方责任，为司法机关判断各方责任提供参考依据。针对各类网络信息服务提供平台，《规定》进一步压实其主体责任，一是要求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履行网络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健全用户注册、账号管理、个人信息保护、信息发布审核、监测预警、识别处置等制度；二是要求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落实网络实名制的管理要求，对于提供信息发布、即时通讯服务的，依法对用户进行真实身份认证，并要求其加强账号信息管理，为遭受网络暴力信息侵害的相关主体提供账号信息认证协助。《规定》建立起了“事前-事中-事后”“政府-平台-用户”的全链条治理路径和多层次治理体系，不仅明确了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责任主体，还要求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实现内外协同共治。这意味着信息服务提供者、内容发布者、分发者、监管部门都要各负其责，各自承担起对网络信息进行筛选、审核、监管的责任。各主体对网络暴力信息如果依旧采取放任态度，因未尽到主体责任、存在过错，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将可能面临司法否定性评价。

总体而言，《规定》的出台强化了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信息审核和监管的责任，建立起“纲举目张”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框架体系。同时，对于互联网用户来说，今后在言论表达时也要更加审慎，避免成为网络暴力信息侵害的加害者；对于遭受网络暴力信息侵害的个体而言，也要增强自我保护能力，适时拿起“新规”赋予的法律武器，及时取证、及时救济，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维护网络空间的健康有序发展。

（作者系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 张建清）

“新规”提高了网暴实施成本、降低了维权门槛

庞理鹏

网络暴力治理问题一直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网络暴力产生的根源错综复杂，加上网络空间所固有的隐蔽性和开放性特点，使其很难仅凭技术手段或法律措施彻底根除。另一方面，网络暴力造成的权益损害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进行救济，但给受害者带来的长久心理伤害和社会评价降低等负面影响，却很难逆转。

网络暴力频发的成因，与网络暴力的实施成本较低而受害者维权的门槛较高有着直接关系。互联网用户一句简单的评论或转发行为，都可能成为网络暴力的助推器。但又受限于网络空间隐蔽、施暴者数量众多、信息传播广泛等因素，受害者在搜集证据、确认施暴者身份等环节上，需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以至于很难彻底有效维权。这种低成本却又高效能的施暴模式，显然助长了网络暴力的扩散，使得受害者常常陷入困境。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多个部门共同公布了《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规定》确立了从源头上预防、防控与治理相结合、多方协同共管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策略，进一步明确了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所肩负的主体责任，敦促其切实执行网络信息内容的监管职责，有效地预防和化解了网络暴力信息对互联网用户可能带来的损害风险。同时还着重加强了对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

《规定》以法律规章形式构建一个相对完善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制度体系，旨在有效遏制网络暴力的蔓延，降低受害者的维权难度，加强对施暴者的法律制裁力度，进而保护广大网民的合法权益，并推动网络生态的健康发展。

《规定》从网络暴力信息预防预警机制建立、信息和账号处置等方面，明确了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的管理主体责任，并对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工作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构建了一套全方位、多层次的网络暴力防治体系，显著提高了网络暴力实施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受害者的维权门槛和成本。

对于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来说，对照《规定》的条文要求，认真做好企业合规建设，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当务之急。具体而言，要进一步细化网络暴力信息分类标准，并建立特征库和典型案例样本库，以加强对网络暴力信息的识别与监测。还要建立预警模型，及时发现并预警网络暴力信息风险，将网络暴力扼杀在萌芽状态，防止其进一步扩散和恶化。对于互联网用户而言，今后如遇网络暴力攻击，也要保持一份冷静，及时与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沟通取证，获得网络暴力信息的相关证据，以备维权之用。

对网络暴力信息的彻底整治，需要结合其产生特点和传播机制，采取具有全局意识的综合治理策略。《规定》的制度设计紧密围绕网络暴力信息的产生机制与传播规律，提出了符合当前网络暴力信息生态治理需求的解决路径。通过提高网络暴力的实施成本、降低受害人的维权门槛，以及加强网络服务提供者与各方主体的协同合作，有望实现对网络暴力信息的有效治理，加速推进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生态回归。

（作者系北京鼎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庞理鹏）

（2024年6月20日《法制文萃报》记者 彭飞）